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党的历史方位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其一，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其二，党已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出相应的改变。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早地敏锐地把握这一发展态势，并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在邓小平诞生一百周年之际，重温他在这方面的深邃思想和精辟论述，从而进一步明确方向，切实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由于中国革命是由建立小块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而逐步壮大，直至夺取全国政权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全面胜利前，已在局部地区执掌政权。邓小平及时总结了党领导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坚决地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指出它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认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①邓小平早在1941年提出的这些主张，对党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党的状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②有鉴于此，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主张，特别是指出，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对外开放代替闭关自守，实际上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④这两者“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⑤但是，从七八年来实际发展的情况看，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而“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因此，邓小平更加“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认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⑥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主要的弊端之一，邓小平认为，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⑦因此，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⑧
1987年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并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由于1989年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政革的进程和具体步骤不得不有所调整。但是，党的十三大所阐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仍是有效的。正如邓小平所明确表示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⑨
1989年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取得新的进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有了明显的改进。特别是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醒目地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的思想，胡锦涛又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紧要的事情。⑩这样，就使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对邓小平“党政分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诚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阻碍，需要审慎从事”⑾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是如此。但是，形势逼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现象的继续存在，已经严重影响着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的胜利展开。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既积极又审慎、分步骤地切实地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应该提到紧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2-13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3页。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⑥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1页。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⑩参见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作者为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