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新四军开辟苏北、 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85周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肩负民族大义，在大江南北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这支被称为 “华中人民长城” 的钢铁队伍，不仅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更用赤诚之心守护着百姓的安危冷暖。重读50多年前我的二爷陈富生的回信，查阅了新四军挺进江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回顾家族与新四军的生死情谊，更深切地感悟到：新四军为国为民，英勇杀敌，关爱人民，是咱百姓的“守护神”。
家庭的苦难与抗争
长江北岸的泰兴高沙地区，这片被长江水反复冲刷的土地，孕育了勤劳的先民，却也因盐碱化的土壤和频发的水患，长期困于 “亩产斗粮” 的困境。二爷在信中说：“荣坤孙儿，提起旧社会的事，我就恨那万恶的旧社会吃人不吐骨头，杀人不见血。我才9岁你曾祖父就病故，他在地主家做长工，干活不分日夜，因得了伤寒病，没钱治疗不久就死了，卖掉一亩地买棺材还不够，又借了10元，每年加利息两元，一年不还就是14.4元，三年不还连利息17.28元。我12岁就替地富人家放牛养猪，起早摸黑，还经常挨打受骂。没有共产党，劳动人民永世不得翻身。”
1926年，中共江浙区委在我们家乡建立了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开展“斗地主、分田地、争自由、求解放”的群众运动，我们村的许多有识之士和热血青年也投身到土地革命的洪流中，争民主，求生存。然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屠刀横扫，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剿灭革命火种。二爷在信中说：“那年在本村西首，一次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20多名青年，年龄都不满20岁。我们陈家也遭受磨难，你堂祖父陈元龙和堂姑母因闹革命被蒋介石的狗官杀死了。你看，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有多苦！只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平民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切记啊！”这段血色记忆，让年幼的二爷过早体会到 “革命” 二字的沉重 —— 那不仅是对公平的向往，更是生死存亡的抗争。
新四军为咱家撑了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陈家恒和二爷陈富生兄弟两人因家庭经济困难，生活无着落，到常州谋生，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走到哪里穷苦人都是受剥削、受压迫。二爷说：“14岁同兄（我祖父陈家恒）到常州协泰裕模板厂当徒工，从鸡叫做到鬼叫。有一天生了肚痛病，万恶的资本家还说装病，后来工友们给我冲点明矾水喝，那算是代药吃了。我每月工资3元整，后来闹加工资，和小老板打架被开除出厂，失业无法生活。后来，我们工友借钱5人合股开了个木匠店，一年后店内有点余钱，生活有了起色，但好景不长，木匠店被地主强行夺去，全家又失去了生活来源。”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常州，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1938年，新四军挺进苏南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1939年，陈毅、粟裕等率领新四军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江南沿江地区的丹阳、武进、扬中等地抗日武装相继成立，乡、区、县纷纷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新四军作战英勇、爱民护民，深得民心。我们家祖辈为求生计四处奔波。二爷回忆：“在困难重重，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就跑到中心沙、阴沙、小河一带，走亲访友，寻找出路，在朋友陈裕春的引见下，找到了新四军的县长施光前，让他出面帮忙撑腰，木匠店又重新开张，全家才得以生存下来。”在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支持下，加之我祖父和二爷能吃苦，善动脑，手艺巧，会经营，“新生泰木器店”生意日渐红火，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营救新四军当仁不让
二爷他们在常州经营木器店的消息不胫而走，加之为人谦和，办事认真，又肯帮助人，泰兴老家的亲戚朋友也时常到店里来，有避难的、打工的，也有住宿的。由于他们与长江两岸的新四军常有联系， 一些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热血青年也到店里来，白天帮忙拉锯砍木料，做点木匠活。到了晚上，他们就外出活动，探听消息。二爷在信中说：“1940年，泰兴县七圩港新四军武工队大队长李培贤来到我们家，白天打工，晚上外出办事，一直住在我家里。不久，住在隔壁店的地主向伪军告密，说我家藏了新四军，伪军殷良生派来了20多人的便衣队，把李培贤大队长抓去。全家大小惨遭殴打，你二祖母被打重伤，卧床不起，含恨离世。我是邻居赵老四报的信，才没被捕到，否则我被捕也是死多活少。我逃到文化宫附近，想办法找人去营救，经多方打探，李培贤在看守所立场坚定，一口咬定是打工的，伪军也找不到证据，加之托的关系比较过硬，到第二天上午11时就把李培贤保了出来，在家吃过饭后给足路费，派人送到江边，护送他回泰兴。”
信中还说：“1941年，我们村的青年李春正在武进县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丰义镇不幸被捕，共计6人被押解到常州伪军司令部。我得知他参加的是新四军，是从事抗日的，不顾生死去闯。我初到司令部时，有个伪军对我讲，他是新四军， 来丰义镇想拐我们的兵带枪逃走的，新四军还拿枪当场杀死了两个人，让我不问此事。如果我不问又有何人来问呢？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李春正救出来。第一次找人没有成功。我再次花钱托关系，又没有办成。第三次，既请常州的知名律师去申诉， 又找人来担保，最终才被保出来。在那年，因四处托人花钱，我欠地主的租金钱共13个月，那恶霸地主费广成见我家遭到伪军打击迫害， 又趁火打劫，原每月1斗米租费涨到13斗一月，还要最好的米，真是天下大雨屋又倒，这日子有多艰难啊！”
新四军抗日救亡、热心为民，与咱百姓一家亲，而日伪军无故残害百姓罪恶滔天，是咱的死对头。二爷在信中又讲了我家惨遭的不幸： “1941年，你祖父从阴沙将购买的树料运往常州，途经罗市湾镇时，被日军打落水中。那时正值秋冬时节，天气寒冷，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为逃避日军的追杀， 从罗市湾跑到常州50多里路，又饿又冷，身体遭受严重摧残”，“1942年9月，你曾祖母身体有病，接到来信后，你祖父回家探视，走到泰兴东门张家坟时，被伪军拦住，说他是新四军，硬是捕去十里甸炮楼，又打又骂。你祖父浑身是伤，被整整吊了一夜，身体又遭受严重摧残，染上了重病，不久就病故了。”还有我的堂祖父陈长寿在家乡惨遭日本鬼子杀害，留下了年仅3岁的孤儿，弄得全家家破人亡。
二爷的家书，是旧社会血泪的控诉，更是红色信仰的见证。新四军不仅救国，更救民于水火：他们帮百姓减租减息、惩办恶霸、重建家园；他们以命相护，让百姓相信“抗日不是拼命，而是为自己拼出新世界”。
如今，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我们更需铭记：红色江山是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新四军精神是民族复兴的灯塔。作为后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让信仰之火永不熄灭，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