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张梅安（1895—1961），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人。他幼年读书勤奋，以优异成绩考入通州师范（“通师”），1915年底毕业，因品学兼优留通师附小任教。两年后，他调通师本部教授国文，并在商校和女师兼职教课，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一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他不愿替日伪进行奴化教育，毅然随商校先后迁金沙北顾家灶、如东潮桥顾家园，坚持抗日游击教学。1942年，苏中四分区的农村集镇和主要交通线基本已被日寇占领，广大农村虽由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控制，但经常遭到日伪“清剿”、“扫荡”，一些中学被迫停办。
有鉴于此，三余区的爱国人士陆自成与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曹卜仁商量，在东余镇西北、海晏镇东南，利用大有晋公司的通泰晋仓，办起一所新型中学——三余中学。该校号称“私立”，实际上由抗日民主政府直接领导。张梅安受聘任校务主任兼简师班班主任。
1942年秋，开学不久，我因胞兄是抗日烈士，以烈士子弟身份进该校读书，一切费用由新四军提供。三余中学虽地点偏僻，但为了避免敌人袭扰和应对突发敌情，张梅安老师还是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务必做到：一、对外只讲学校是大有晋公司创办的私立中学，不讲是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二、如有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来校考察或作报告，当时或事后都不得告诉外人。三、学校所有教材，其中有关抗日的内容，全部用铅笔画上框框或打上杠杠，目的是一旦被敌人发现，可以推脱说“画了框框或打上杠杠的，都是不教不学的”。四、发现敌情，如时间允许，学校将通知各班师生，有组织地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点，或在农户坚持游击教学；如时间不允许，敌人已闯进学校，全校师生员工要镇定自若，照常上课，不能慌乱，校方会妥善应对。
1943年3月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第一次遇到敌情。门房跑来报告：“鬼子来了。”紧接着，十多个鬼子闯进了校门，看到老师正镇定自若讲课，同学们毫不慌乱听课；又搜遍老师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没有发现什么，拿了几本教科书后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次遇到敌人袭扰，是在1943年秋的一天下午，情况极其危险：那时，陆维钊同志接任三余区长兼学校董事长，正在校里。陆自成校长因公外出，张梅安老师主持工作。当时也是学生上课时间，突然来了50多个鬼子，把学校围住。一部分鬼子四处搜查，一部分鬼子把师生全部赶到西边院子里。老师和员工排成横队，张老师示意陆区长和教师们排在一队，警卫员和员工排在一队；学生按班级排成纵队。鬼子在师生队伍前后转来转去，想发现可疑的人。尽管师生们都为陆区长和警卫员担心，但谁都不动声色，让鬼子难以辨认。鬼子没查出什么，就拿了几本教科书，问：“为什么书上有抗日的文字？”师生都回答：“凡有抗日的文字，全已打上杠杠或画上框框，那是不教的。”鬼子一无所获，只能走了。陆区长和警卫员得以脱险，大家松了一口气，露出胜利的笑容。
二
1943年春，我升入初中一年级。当时，日本鬼子集中兵力开始对我苏中四分区实行“军事清剿”，四分区军民在分区党委领导下，开展着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常结合讲课揭露日本鬼子的暴行，传播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胜利消息，激发同学们的救国热忱和抗日斗志。
一次，张老师给我们上课，针对日寇在四分区“清乡”的严峻形势，讲了“外强中干”、“穷途末路”两个成语。他说：“你们别看日寇现在还如此猖狂，其实日寇曾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但早被打破，如今又想通过‘清乡’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恰恰暴露其外强中干，兵力严重不足，财力难以为继，在中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长期打击下，正逐步走上穷途末路。毛主席曾在《论持久战》中作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看来离实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听了张老师对形势的分析，同学们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日寇对三余中学两度骚扰都未发现什么，还是不死心，于1944年春勒令学校迁至三余镇敌据点东北附近，之后又常闯入学校骚扰，致三余中学不得不于当年寒假被迫停办。学校停办后，许多学生奔向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救国保家乡的洪流。张老师则回到三余中学旧址，住进羊棚，给附近学生继续授课，坚持抗日游击教育，直至抗战胜利后，回到南通师范执教。新中国成立后，张老师先后任通师副校长、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担任南通市文联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当选过南通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他的《修辞新话》十讲，曾获得叶圣陶先生推荐，在天津《语文教学》刊物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