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本刊第7期）
王开一三次投铁军
1991年的一天，河南省党史研究室有两位同志来南京，邀请曾在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工作过的七位老同志开座谈会。那时我已经住进干休所，但是还要到《新四军战史》 编辑室上班。编辑室设在华山饭店的一栋小楼。因为进出方便，常有一些关于新四军的小型座谈会借用我们的会议室举行。
河南的同志对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历史大体了解，这次是有些问题向老同志咨询和核实。座谈会开到中午结束，大家握手告别。这时我才知道，一位名叫王开一的老同志也是北京西路干休所的离休干部。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回家，从此相识，渐渐熟悉。
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是河南省西华县于1938年5月组建的抗日武装，由西华县县长楚博兼任司令。那时日军已侵入河南，占领开封。国难当头，侵略者的铁蹄到了家门口，有人举起反侵略的义旗，立即引来群起响应。中共豫东特委也动员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自卫军很快发展到三千余人。他们的抗日决心和追求进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局一再想要收编这支队伍。1939年4月，当局强行将他们改编为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还诱捕和杀害了楚博。不久，当局又命令自卫军西移舞阳，企图到那里将该部拆编。危急关头，中共豫东特委领导自卫军果断东进，冲破种种阻挠，十天行军五百里，到达豫皖苏边区，于1939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总队。
我起初以为王开一是跟随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一道到新四军的，后来才知道他参加新四军还要早一些，但是经过更为复杂，称得上一波三折。
王开一1920年6月出生于西华县迟营乡东王庄的贫苦农民家庭，10岁时到私塾读书，半耕半读到17岁。这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年底日军就侵入河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少年王开一义愤填膺，决心参加抗战。1938年春，他到西华县城，找到在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当军官的一个表哥，当了上等兵，从此开始军营生活。
王开一晚年回忆，这支民间抗日武装，中下层军官大多是西北军退伍军人，管理部队还是西北军那一套，打骂重于说服，一切长官说了算。但是和国民党军比，其也有好的方面：提倡生活简朴，自己洗衣缝被，尊重地方风俗，尤其是还有人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只是那时没有公开党员身份。
1938年夏天，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在扶沟县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王开一被调去受训。那里的领导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完全一番新气象。学习的课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游击战术，还有唱歌、墙报、经济民主等活动。这年夏末，八路军参谋处处长彭雪枫到北方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路过扶沟，应邀给训练班做报告。王开一听了报告，对抗战形势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也知道了从红军到八路军的艰苦奋斗历史。
1938年9月训练班结业，学员没有回原部队，而是编成政治队，从扶沟出发东进皖北。政治队就是宣传队，一路上分成小组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经过淮阳县，渡过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新黄河，又经过鹿邑县和亳县，到了太和县。在这里，政治队被编入第五战区皖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改为教导队。王开一在政治队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教导队，党的活动不能公开，多半利用夜间站岗时个别联系。连唱革命歌曲这样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天气渐渐冷了，接着下了雪，他们还是穿着单衣，夜里两三人合盖一床薄被，冻得缩成一团。
这时，新四军游击支队已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不时有袭击日军的捷报传来。王开一他们深受鼓舞，都想离开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第五路，去参加新四军。后来他们听说游击支队司令员就是给他们做过报告的彭雪枫，对新四军就更有亲近感了。
1939年1月，王开一步行170多里，从太和县走到亳县，找到新四军联络站，提出了教导队参加新四军的要求。联络站站长任泊生婉言拒绝并解释：“你们要参加新四军，我们当然欢迎。不过这影响新四军和友军的团结，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你们还是暂时不要来为好。”
王开一只得返回太和，走到一个叫十子河的地方，听说教导队刚从这里经过，往永城县的书案店去了。那里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的驻地。王开一急忙奔向书案店。到了那里，天色已晚。第二天，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带领他们在驻地参观。王开一看到俱乐部里张贴着标语和漫画，墙报上贴满了战士的文章，还有沙盘展示地形地貌，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后来彭雪枫司令员从前方回来，和他们亲切谈话，还是动员他们回到第五路去，克服困难，团结同志，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两次投奔新四军都没有实现愿望，王开一他们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新四军，没精打采地回到第五路。他们宣称这两天只是去新四军参观，长官也没有深究。
4月，第五路副指挥熊公烈叛变投敌，部队即将被改编。教导队的同志都认为应该趁此混乱时机，赶快脱离这支部队。一天晚上，大家背上背包，边走边跑，跑了一夜。5月1日到了涡阳县牌坊集。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在这里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这一次，新四军终于收留他们了。教导队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做文化、财经工作。王开一被分配到特务营侦察连，任二排副排长。王开一晚年回忆说，因为他是从友军过来的，大家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对他格外关照。
侦察连有三个排，一排是手枪排，二排是步枪排，三排是骑兵排。6月间部队越过淮河，三排排长廖家望因病住院，由王开一接任。他骑上廖家望留下的枣红马，几次险些从马上摔下来，后来才慢慢适应。这年初冬，王开一率领骑兵排参加了在永城县马村桥对日伪军骑兵的战斗。这是他参加新四军以后的第一次战斗，初战得胜。此战击毙日军12名，伪军7名，缴获战马7匹。王开一当骑兵排长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段经历使他参与了骑兵团的组建，在骑兵团工作了十年。
由游击支队发展编成的新四军第四师，战斗在淮北平原，经常受到日军骑兵和国民党军骑兵的袭击。1941年7月，第四师决定组建骑兵团，以骑兵应对骑兵。他们将全师的骑兵连、骑兵排都集中起来，各级指挥员的坐骑也送到骑兵团成为战马。人才也要集中，正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学习的王开一提前结业，调到了骑兵团。这是新四军唯一的骑兵团，在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王开一在骑兵团参加了睢宁县的凌城战斗，西征恢复豫皖苏边区的多次战斗，回师淮北的灵璧战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北上山东，只留下两个团组成淮北挺进支队坚持敌后斗争。王开一率一个骑兵大队编入挺进支队，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里，战斗频繁，三个月里打了大小战斗127次。1948年3月他们回到骑兵团，又参加了睢杞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1月，王开一任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和战友从安徽贵池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军直到杭州。
王开一身材高大。遥想当年，他骑着战马，挥舞马刀，和战友们在战场上驰骋冲杀，一定十分威武，令敌人闻风丧胆。
1952年4月，骑兵团撤销，王开一从此调入后勤保障部队。1980年7月，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五分部政治委员职位离职休养。
孙昶坚定跟党走
北京西路干休所的离休干部以山东人居多，也有一些浙江人。其中石承昌是诸暨市人，孙昶是上虞市人。这两个县级市都属于绍兴地区。他们既是绍兴同乡，又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老战友。
有一次，我们三个浙江人一起在院子里散步，石承昌指着孙昶对我说：“北撤那辰光，动员年纪小的和身体差的同志回家。他哭哧呜啦不肯走，一再保证不论北撤有多远多难，一定跟上队伍。”
“哭哧呜啦”是浙东方言，即哭哭啼啼，但不是悲伤地哭泣，而是有点接近于哭闹。
孙昶晚年失聪，知道石承昌是在说他，但听不清是说什么，只在一旁嘿嘿地笑。
北辙，是新四军的一次特殊军事行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194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为了争取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和平建设中国，中共中央决定撤出长江以南的各个根据地，作为谈判中的一项让步。这样，新四军在苏南、皖南、浙西、浙东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就要转移到长江以北甚至陇海铁路以北去。浙东部队北撤的路程最远最难，要北渡长江，还要先渡过杭州湾，一路上免不了还会受到国民党军的阻挠和袭击。因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的党政机关在北撤前夕进行了整编，有的单位精简，有的单位合并，有的单位裁撤，还动员一部分北撤有困难的同志回家安置。
那一年，孙昶15岁，是四明专员公署社会教育工作队的新队员。四明专员公署及其所辖单位已定裁撤。孙昶年纪小，参加工作不久，当然是动员回家的对象。但是他态度坚决，好不容易找到了共产党，投奔了革命队伍，怎么能离开？任凭你讲出多少道理来，他就是不回家！领导看他如此坚定，只得同意他参加北撤。只是裁撤单位的人员都需另作安排。于是，孙昶被调到了余上特务营三连当文书。
新四军曾在浙东余姚县西部和上虞县东部创建抗日根据地，成立余上县。余上特务营就是这个县的地方武装，共有三个连，一连和二连是老部队，三连则是新建的，没有连长，只有政治指导员和副连长，武器也不全。文书负责实力统计，孙昶记得，这个三连有9个班，人数不少，但是长短枪加在一起不足30支，而且型号复杂，五花八门。
1945年9月22日和23日，中共浙东区委接连两次开会，研究和部署北撤方案。其中一项决定是，北撤时兵分三路，第二路又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和余上特务营，由纵队副司令员兼旅长张俊升和旅政治委员王仲良指挥；第二梯队是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率领的第五支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两队约定先后渡过杭州湾以后，在海宁县的黄湾汇合。
9月30日，余上特务营行军到达余姚县临山，按照营部、一连、二连、三连的次序上船渡海。经过前面的战友们上船时踩踏，滩涂已经泥泞松软。孙昶向船只奔去时，双脚深陷泥泞，拔不出来，情急之中，只好手脚并用，爬到船旁。傍晚涨潮了，前面几条船张起船帆，依次出海。三连的这条船由于离岸近，吃水浅，潮水不足以撑起船体，前进不了。孙昶他们看着营部和一连、二连的船渐渐远去，无可奈何，只能等待第二天潮水涨高一些再出发。
等到第二天傍晚，船老大却不肯开船。他说，凭他的经验，会有大风大雨，过海太危险。孙昶他们急于追上营部和一连、二连，怎肯再等？政治指导员马奇英更是着急，把驳壳枪在桌上一拍，命令船老大必须开船。船老大只得扬起船帆开船。从临山到黄湾约有80里，如果顺风顺水，要不了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是，果然海风突起，暴雨倾盆，船老大采取各种应急措施都无济于事，几条锚缆全被挣断，主桅杆也被大风打断，只得任凭船只在风雨中随波逐流。大家知道这时着急也没有用，马指导员也不发脾气了，都默默地关注着船老大的操作。在海上飘荡了大半夜，终于在风雨中靠岸，却是回到了南岸的上虞县松厦镇盐场。
两次渡海失败，有些人动摇了。连部通信员悄悄对孙昶说：“小文书，这里太苦了，我要回家去。”他还要孙昶和他一起走。孙昶当然不肯。他说过，不论北撤有多远多难，一定跟上队伍。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誓言，说到就要做到。他还劝通信员坚持下来。但是，这天夜里，这位通信员还是逃跑了，从此下落不明。
和营部失去联系已经三天，马指导员决定去临山看看动静，终于找到了第五支队。第五支队的领导同意三连跟随他们渡海，去黄湾寻找营部归队。这天傍晚，孙昶他们第三次渡海。船在海上航行整整一夜，黎明才靠岸登陆。但是，登陆点不是在原定的海宁县黄湾，而是海盐县的澉浦。
原来，国民党方面得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即将北撤，立即调来第98军等部，采取南追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在新四军北撤途中进行袭击。10月3日，第一梯队在黄湾登陆，国民党军的7个团即从杭州、嘉兴两个方向包抄过来。考虑到兵力悬殊，第一梯队当晚转移到澉浦，并电告第二梯队改到澉浦登陆。但是，10月4日，国民党军第40师和第108师先后追到澉浦，对新四军第一梯队展开猛攻。第一梯队寡不敌众，只得再次转移，并电告第二梯队将登陆点改为平湖县的乍浦。
这时，第二梯队已经登船，电台联络中断，并不知道第一梯队再次撤离，因而仍然到澉浦登陆，准备增援第一梯队。到了澉浦，他们未见第一梯队来人接应，而且三面的大小山头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枪声四起。何克希司令员临危不乱，一面指挥部队迎击敌人，一面要求做好突围准备。经过一天激战，趁着夜深天黑，他们从两股国民党军之间打开缺口，成功突围。
这一夜，孙昶和余上营三连跟随第五支队突围，许多时间在桑林中穿行。为了减轻负重，他把背包丢弃了，又把雨伞丢掉，只留了一个挂包。走着走着，他的一只脚陷进桑田，脚拔出来了，鞋却不见了，穿一只鞋不好走，干脆将另一只鞋也丢掉，赤着脚跑。直到天明来到一个村庄，他才买了一双草鞋穿上。10月5日，他终于和营部会合。这次澉浦突围，新四军伤亡223人，还有一百余人失踪。15岁的孙昶经受了考验，践行了一定跟上队伍的誓言。
新四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些人漂洋过海来投奔，有些人千方百计要参加，还有些人面对艰难和危险，铁了心不离开，坚决跟着走。
从澉浦突围后，部队继续北上，在嘉善县大云寺又被伪军阻拦，打了一仗；然后在浦东泥城再一次乘船出海，绕过吴淞口，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苏中的启东县汇龙镇登陆；然后继续北行，越过陇海铁路，到了山东，完成了艰难的北撤。
孙昶晚年回忆他的北撤经历，有一件得意的事。他参加新四军时，发到的第一本书是《政治常识》 。这本书虽然印刷简陋，但是通俗地讲了共产党为什么要闹革命的道理。北撤途中，他把背包丢弃了，雨伞丢弃了，连脚上的布鞋也丢弃了，但是这本《政治常识》 一直带着，从浙东带到了山东，因为这本书给了他启蒙，给了他信仰，给了他力量。
北撤到山东不久，孙昶被调到新四军通信学校工程队，学习无线电台的技术保障。从1946年5月到1947年7月，他学习了一年又两个月。这一年，国民党撕毁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悍然发动内战，并以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通信学校并没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在战火中一再转移，从鲁南迁到了胶东。这一年，对孙昶的一生有重大影响。他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结业以后，一直从事通信保障工作，直到离职休养。
1955年1月，华东军区发起以强攻一江山岛为突破口的解放大陈列岛战役。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孙昶参与了此战的通信保障，1954年12月就到了浙东前线。翌年1月15日，孙昶率领一个小分队从宁波出发，去头门山岛为前进观察所开设通信枢纽。这一次，孙昶带着两台通信车、一台运输车，车轮滚滚，和十年前从浙东北撤大不相同。但是山路崎岖，又要过河渡江，一路上困难并不少。他们在17日早晨才登上驶向头门山岛的登陆艇，在海上航行六个小时，终于在总攻发起前夕到达。孙昶和战友们迅速作业，在小岛顶峰架设无线电台，安装电话总机，设置电源站，当晚完成了通信枢纽的开设。
1月18日，孙昶在头门山岛顶峰通过高倍数望远镜，观看了陆海空军强攻一江山岛的全过程。他引以为荣的是，登上一江山岛的是陆军第六十师。这支英雄部队的前身，正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