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燃浙东

今年5月，是浦东武装南渡浙东、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85周年。浦东武装是浙东抗日武装的先行者，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建设、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南渡第一船

1941年5月10日，中共浦东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先从由我党控制的伪50团3营抽调9连一个排的兵力，又从淞沪5支队抽调一个加强班12人，共50余人，由姜文光和朱人侠率领，从马泐港夜渡浙东，在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以北地区）北部相公殿登陆（今属慈溪市）。 这是淞沪支队南渡浙东的第一批，也从此拉开了浦东抗日武装南渡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反动统治，对苏南、浦东等地进行了残酷的“清乡”，妄图扑灭抗日烽火。当时，日寇有意将伪50团所属的伪13师调离浦东。这一决定给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出了个难题。原来，当时已有同志潜入伪13师，秘密控制了2个营6个连400多人枪，若伪13师调离浦东，所有努力将化为乌有。

为此，浦东党组织专门开会讨论，经过周密慎重的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党秘密控制的这2个营尽快南下浙东，开展抗日活动。决策不易，行动路上更是布满荆棘。面对动荡形势，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建立浦东到浙东的海上交通，积极活动以争取国民党部队番号。

1941年3月初的一天，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在他的兄弟朱人侠陪同下，乘坐一辆牛车到六灶去找船老大蒋树楼。路上，朱人俊告诉朱人侠有一个去浙东的任务，征询派谁去好。明知执行这次任务要冒很大风险，朱人侠还是率直地说：“我去怎么样？”朱人俊欣然同意，并说出了找蒋树楼的目的。原来，贩私盐出身的蒋树楼有熟悉海上的手下，也能搞到船只，可以协助浦东工委初探浙东。

蒋树楼得知朱人侠来意后一口应承，解决了船只问题。在他协助下，1941年3月中旬，朱人侠率10人出海初探，与浙东“三北”地区的薛天白部初步建立了关系。半个月后，浦东工委又指派张大鹏、潘林儒等人再渡杭州湾，进一步侦察“三北”地区，并勘察海上交通状况。之后，朱人侠与姜文光从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专员平祖仁的秘书薛天白处，为部队取得了宗德公署第3大队的番号（简称“宗德三大”），为浦东抗日武装南渡创造了先决条件。

1941年5月10日，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姜文光和朱人侠率领50人开赴浙东。夜晚的杭州湾波浪滚滚，战士们行驶到海上时，遇到了日军的巡逻艇。日艇发现了我部队的船只后，立刻高声喊叫，要求停船检查。剑拔弩张之际，朱人侠冷静应对，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船舱隐蔽，没有命令，不得发出任何声音。甲板上只留下了船老大、水手和朱人侠。日军高声询问：“干什么的？”朱人侠回答：“从海北来，做生意的。”按照惯例，夜间行船，日军的巡逻艇一定会上船检查，可能是听到从海北来的，而当时海北已是沦陷区，他们放松了警惕，只用探照灯扫了扫船，看见甲板上堆放着货物，就掉头开走了。巡逻艇离开后，朱人侠才发现自己紧张得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如果日军上船检查，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导致浦东部队南渡计划的失败。

初到浙东的浦东抗日武装，一开始遭受到了“冷遇”：饱受各种反动武装势力凌辱的“三北”群众对这支队伍不了解，持怀疑、观望、避嫌的态度。1941年6月16日，当林有璋、蔡群帆率领的第二批战士在相公殿登陆时，一走进村子，周围群众纷纷外逃，十屋九空。面对这种情况，指挥员一面安排兵力守卫村口，要求部队在院子里休息，一律不准进入群众家里；一面派出人员向群众宣传，说明队伍的抗日属性，广泛宣传抗日道理，把群众动员回家。

浙东敌后抗日第一战

日子一天天过去，浦东抗日武装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秋毫无犯。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每到宿营地还帮助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制盐、干农活，逐渐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1941年12月，蔡群帆率领淞沪5支队4大队第二批人员顺利登陆浙东，并与第一批南渡武装会合。数日后得悉有一股日军从庵东据点开来，部队立即决定在相公殿附近设伏。这次伏击战打死、打伤日寇各8人，我方无一伤亡。

“相公殿大捷”被视为“浙东敌后抗日第一战”，是“三北”军民打响的抗日第一枪。这是浦东抗日武装在浙东创造的第二个“第一”，从此点燃了浙东熊熊的抗战烽火。同时，严明的部队纪律和实在的抗日行动，为浦东抗日武装赢得了“三北”人民的爱戴和信任，与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南渡队伍不仅在“三北”站稳了脚跟，更与“三北”人民团结一心，掀起了浙东抗战热潮，为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就在“相公殿大捷”前后，浦东的党组织终于接到党中央于2月发给刘少奇和陈毅的电报，其中提到“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中央的决策与当时浦东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不谋而合。

从1941年6月下旬到9月中旬，分批南渡浙东的浦东武装力量渐渐增至900余人。1942年6月22日，根据中共华中局指示，谭启龙取道浦东，由顾德欢、连柏生、张席珍等陪同，在淞沪5支队1大队护送下，率领100多人在金阿妙等船老大帮助下南渡浙东，负责领导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统一领导“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8月中旬，“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下辖3个支队，其中的指战员绝大部分是浦东南渡的武装。10月，5支队4大队渡过姚江到四明山，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以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建制的基础。

扩大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又一个第一

1942年5月，新四军浙东军分会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队伍，尾随敌后，牵制日军，计划先进入会稽山区，建立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是浦东武装在浙东创造的又一个第一。这支队伍由原5支队4大队的新4中队和3纵队2大队，以及朱之光、周曼天在余姚建立的独立大队合编组成，称“南进支队”。为了缩小目标，对外沿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3支队第2大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代号——“达谊”部队，是取支队长林达的“达”字和大队长蔡正谊的“谊”字合成的。

达谊部队下辖4、5、6共三个中队和一个直属队，合计200多人，有轻机枪5挺、长短枪200余支，还配有无线电收发报机1台。6月6日，达谊部队从余姚县游源出发，渡姚江经慈南、姚南转虞东，渡曹娥江到上浦继续西进，经杨浦到王坛、谷来，向西穿过会稽山，到达诸暨县宣家大山。该部与早已在那里的中共绍属特委特派员杨思一会合时，已是6月底了。在枫桥江下村，召开了中共会稽地区组织与南进部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当时日军攻陷浙赣线北段的形势和枫桥地区中共力量较强、群众基础好、紧靠会稽山、便于部队活动等有利条件，决定以枫桥为中心，建立起浙东会稽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8月20日，南进支队进驻诸（暨）北阮家埠。上午8时，忽报有一股日军从湄池出发，已经到了西斗门。不久，西边枪声一阵紧一阵。接着，诸北四乡自卫队派人前来求援，说他们在山下湖附近与日军打了起来，日军人数较多。诸北四乡自卫队是诸暨地方士绅钱之棼、赵静波等为了保护当地村庄而出面组织的，实际上是一支中共控制下的抗日队伍。中共诸暨中心县委书记朱学勉就在这个部队担任指导员，还有共产党员何文隆、骆子桢、骆子钊等也在该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南进支队一到诸暨，就和该部队建立了密切联系，所以支援他们责无旁贷。

蔡正谊立即作了战斗部署，派5中队队长黄明带领队伍先上山警戒；大队部跟随副支队长华一鸣带电台立即转移；6中队担任掩护和警卫，到大宣村会合。蔡正谊亲自率领4中队上阮家山。中午时分，5中队和4中队在山上会合后迅速前进，当到达阮家山最西的山头时，两面还有两座高山。问了当地老百姓，才知道一座叫龙山、一座叫凤山。仔细观察，他们发现这两山间的山岙小村中似有日伪军走动。此时，枪声已逐渐稀疏。蔡正谊和黄明分析，估计四乡自卫队已与这股日伪军脱离接触了，于是决定：4、5中队分道前进，蔡正谊带领4中队迅速占领对面的山头，然后准备出其不意、居高临下攻击小村中的日伪军；黄明带领5中队，经长山到鸡笼山一带设伏，堵住敌人的退路。这时，四乡自卫队确已转移。日军正在小村里搞吃的，有的兽性发作，光天化日到处找“花姑娘”。敌人根本没想到轻易打退了四乡自卫队以后，周围竟然还有一支敢打“皇军”的部队。

蔡正谊率4中队前进到距敌不到100米时就令队伍散开，出其不意地对日军猛烈开火，一下子就打倒了好几个日军。这一突然袭击，使日军乱了套，提着枪急急忙忙向村外逃跑。4中队紧追不放，又打倒了一些敌人。4中队一支追进村里，有一个老百姓向4中队报告，说有个日军还躲在他家里。蔡正谊立即叫4中队派人去抓。4中队队长钱俊就派副区队长张贤生带了几名战士先把躲着日军的房子包围起来，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可是这个日军不但不投降，反而凭窗顽抗，部队就冲进屋内把他打死了。蔡正谊带4中队继续追击，村民也一起追赶，一路上抓了些伪军和汉奸，枪毙了其中民愤较大的几个，其余的都放走了。

从龙凤山突围逃走的日伪军，沿着枫桥江堤向湄池方向逃跑。黄明带领着5中队战士正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鸡笼山阵地，等着他们。鸡笼山是枫桥江堤旁的一个小山岗，高不过数十米，日伪军从龙凤山逃出来时，5中队调整了部署：2区队队长刘祥根抱着一挺轻机枪伏在山岗上，对准日军。当敌人跑到隔河距部队七八十米时，机枪首先发挥威力，接着战士们的步枪齐射，打得敌人一个个倒下去了。日军遭到突然袭击，不敢前进，隔河与我方相持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在河边搞到了一艘小船，七八名日军竟想乘船过河来夺取5中队的阵地。刘祥根把机枪移了个位置，隐蔽瞄准这艘小船，当小船离岸只有四五米时，就对准船上的日军扫了一梭子子弹，立即击毙了4个日军，还有几个日军跳水逃跑。河对面的日军不敢再下水夺船，只是隔河向5中队射击。日军想从5中队阵地通过的企图失败了，于是一面抵抗，一面悄悄地沿着河堤、凭借房子和树木的掩护逃走了。这次战斗，新四军达谊部队打死、打伤20多个日军，还活捉了10多个汉奸和伪军。

1943年，四明山腹地重镇梁弄被攻克，浙东区党委和司令部进驻横坎头村和梁弄镇，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指挥中心形成，谓之“浙东延安”，而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成为当年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浦东抗日武装南渡浙东的日子里，浙东部队共经历大小战斗640余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浦东抗日儿女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许多同志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浙东抗日的征程中。以浦东子弟为骨干的浙东抗日队伍不断壮大，到北撤时，已发展成为1.5万余人的新四军浙东纵队。

（本文作者系余姚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