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小游击队员

 作者摄于1950年元旦

1947年，十三岁的我在浙江省永康中学读初中。国民党永康县政府为了镇压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疯狂逮捕游击队员家属作为人质。因为我母亲是游击队员，我这个小女孩也被列入人质的黑名单。幸亏地下党得到情报，通知我迅速离校，并护送我上山，进入游击区，先是“打埋伏”，不久我就成为一名小游击队员，担负起跑交通的任务。
      护送我上山的是游击队员老李，出发时天已断黑，没有月亮，我们只好摸黑走夜路。老李说：“打游击，走夜路是家常便饭，要练出一双夜眼，不管天多黑，路多窄，你都能看清脚下的石头、树根、水潭、泥沼，就像猫一样。”他吩咐我紧跟在他身后，看清他的脚步，不要踩空，否则就可能摔跤，滚下山去就危险了。我丝毫不敢怠慢，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老李果然像猫一般轻灵敏捷，背上驮着包袱仍健步如飞。我一路小跑，勉勉强强还算跟得上，但走不多时便大汗淋漓了。老李边走边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正式的游击队员了，要学会吃苦耐劳，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为了避免反动派追捕我，他还替我取了个新名字——“雪梅”，说：“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叫王文黎，你是雪梅了。”
     游击队员个个都是好样的英雄儿女，十三岁的我也闲不住，向大哥大姐看齐，担负起交通员的任务。跑交通既危险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毒太阳或是下大雪，任务来了就得上路。最艰苦莫过于烈日炎炎的酷暑中长途奔波，且不说通过敌人层层哨卡会有危险，就是那一个“晒”字，也让人难以消受。解放前，永康一带水田里种的都是单季稻，稻秆又壮又高，足可与成年人的肩膀比齐。而我这个小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尽可能走田间小路，经常穿行在稻田的弄堂里，远处的人看不到我，倒是安全了。但烈日当空，无遮无拦，稻田弄里密不通风，气温奇高，且水气蒸腾。只要你进“稻田弄”走了一会，很快就会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头昏脑胀，很容易中暑。口喝难当时，也顾不得稻田里的水臭，我掬起来便狂喝一通，居然平安无事，既没中暑又未腹泻，大概是跑路出汗，经受锻炼，增强了抵抗力。
      十三岁的我跑交通，也有害怕的东西，最怕的是恶狗。记得有一个名叫桐琴的大村庄，有好几条十分凶恶的大狗，它们会一齐狂吠冲来，把我团团围住，使我陷入“恶狗阵”。有一回一头恶狗咬住我的裤腿不放，撕了一个大洞，吓得我灵魂出窍。幸亏狗主人出来喝住它们，我才脱险。后来，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教给我一招赶狗的“绝技”：随身带一把雨伞作为驱狗武器。一天，我送情报经过恶狗村，那群恶狗又一次狂吠着朝我冲来，我蹲下身子，噌地一声撑开雨伞，狗们看到面前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大圆球，都吓了一大跳，不知道碰到了什么“新式武器”，便纷纷落荒而逃，有一条狗竟然吓得掉进路边的水渠，成为一条落水狗！从此，我再也不怕狗了，不过每次出门跑交通，雨伞是一定要带在身边的。
      我们游击队员，一口气走五六十里路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有一次竟然连续走了十七八个小时，走了一百八十里，可算是创纪录了。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到他的老家奉化县溪口镇居住，该地就在四明山的范围里。国民党反动派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派重兵对我四明山游击队进行“围剿”。我们为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便连续行军。当时，我已调到《浙东简讯》社工作，天天跟随司令部行军。这天要跨越敌人的封锁线了，后半夜，忽然有人低声呼叫“浙东简讯、浙东简讯……”接着叫我的名字，我忙答应，原来是马青司令员的警卫员十斤（小名），奉司令员之命来找我，问我“走得动吗？可能要走到天亮呢！走不动就跟我去骑马”。部队为马司令配备了一匹马，司令员很少骑，经常让伤病员骑。我说“走得动”。《浙东简讯》的社长梅寒白说：“她好着呢，请马司令放心。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自己也能解决的。”十斤递给我一个小毛巾包，里面有一个煮鸡蛋和一团米饭，说“这是王大姐（我母亲）叫我带给你的”。这一夜果然走到天亮，顺利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行军十二三小时，走了一百二十里路。我这个小小交通员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在长途行军中发挥了作用，没有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