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孔子的认识

谷牧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
      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广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之后当我再读高小、读师范接受新式教育时,又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60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老年,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给我派这个活的倡议人,是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同志。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视察引出的。
      1983年夏,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去山东视察工作,特意到了曲阜。曲阜当时是怎么一种状况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带领“讨孔战斗队”,到曲阜造孔子的反,胡乱折腾。虽然周总理马上出面制止,但被合称为“三孔”的孔林、孔庙、孔府等古迹,已遭到他们严重破坏。邓大姐视察时看到“三孔”一片破败的景象,不禁扼腕叹息。陪同她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介绍说:1979年,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孔庙、孔府进行修复,但资金缺口比较大,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多方筹集经费,进一步整修“三孔”,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邓大姐赞同成立基金会,但认为她不宜出面。她说,有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谷牧同志,虽然他长期在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可以推举他。
      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确定我任名誉会长。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点是要科学地广泛深入地研究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尊孔是主流,但也有反孔的现象、反孔的历史时期存在。无论是尊孔或反孔,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点论,而不是两分法。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因为孔子之学是个广博、复杂、良莠并存的体系,后来对孔子的解释、演绎又是五花八门,所以,研究孔子应当多层次展开。我对孔子基金会的学术研究活动,多次提出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二是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后世的演变;三是以儒家学派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四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辐射源的东方文化;五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当然,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五个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不能割裂地孤立研究。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这样做都很重要。这也是面向实际的科学态度。
      第三点是研究孔子要古为今用。
      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
      孔子学说中可为今用的部分,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关于教育、学习的许多论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论语》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确的治学之道、交友之道、个人修养之道吗?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总体来说,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其中某些具体部分却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爱民、安民、养民、富民”的思想,则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学说那样,将其原来的意义加以扬弃,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借鉴运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还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这些命题,当然都有孔子的阶级烙印,是从属于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借为改造使用之。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本文摘自《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