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华文摘》今年第12期上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江的《文学不能“虚无”历史》一文，作者针对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思考。“文史不分家”历来是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共识，是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用文学的方式描绘历史，必须本着尊重历史、理性地认识历史、客观公正地评说历史的态度。背离这一根本态度，势必导致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现象。《大江南北》作为一本文史类刊物，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理性、客观、尊重历史的态度，以多种形式，包括文学形式，宣传革命历史，弘扬爱国精神，践行“以史育人”的办刊宗旨。
现将文章摘要刊载如下，供大家学习参考。
文学不能“虚无”历史
文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文学叙事中，对一切有过正当价值判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否定，颠覆人类实践过程中积累和沉淀的意义和价值，导致对当下生活价值和精神标准的解构。
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虚构”不等于“虚无”，更不能成为文学消解历史的理由。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不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世代相传，成为经典。
文学“虚无”历史，否定了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历史和现实不是孤立分割的，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的连续性。历史有革命性的变革，但变革前后，同样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表面看来，历史和现实分别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的“过去时态”和“当下时态”，各有所属，泾渭分明。一种存在一旦被归入历史范畴，似乎就意味着彻底终结。但事实上，历史和现实都处在一个既定的时空当中。从时间上说，时间流淌绵延不绝，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交融汇合成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历史，也没有绝对的现实。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两者处在永无止境的推进、转化之中。从空间上说，历史与现实共存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人类历史和现实活动的共同背景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历史遵照自己的规律循序演进，不能随意颠倒和切割。一切现实存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不是随意或无序产生，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历史动因在当下的辐射和延伸。其中，人类的创造性实践对社会发展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创造也是历史基础上的创造，蕴含着历史的智慧和思想。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一切现实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历史的存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无关，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的工具，可以根据主观意图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关键的是，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悬而无着、摇荡无根的浮萍。例如，近年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策动下，一些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前后两个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前三十年文学一概否定，将其批驳得一无是处；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则极尽溢美之词，称其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事实上，没有前三十年，何来后三十年？以诗歌为例，如果没有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在诗歌上的赓续积淀和“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的悄然流行，又如何会有顾城、舒婷、北岛的出现？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朦胧诗字里行间依稀尚存的政治抒情诗色彩？只看到前后三十年文学的断裂，而不见彼此之间的承续，这是对历史和现实内在关系的疏离和背叛。
文学“虚无”历史，颠覆了以历史为载体的文化价值体系。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它构成了这个国家或民族最鲜明而深沉的精神底色。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生成和发展，始终与历史扭结在一起，同质同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的，本身就是历史的。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与社会发展同步前进、一起成长，不断丰富、完善、更新，淘汰野蛮，趋近文明，从而彰显着历史的理性选择。因此，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换取来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漫长的历史之流，每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甚至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器物，最终都演化为一个个承载文化价值意义的符码，意义符码的过滤、筛选、认定，或褒或贬，构成国家和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历史的传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价值的传承。对历史的尊重，也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和信仰的尊重。
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本质上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用悖逆、虚妄的价值观取代经过历史检验的进步的价值观。时下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声称寻找历史演进和历史行为的真实内在逻辑，但他们所找到的，无非是突破民族理性底线的所谓“普适人性”。一切有价值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被以“人性”的名义重估，在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价值判断，被粗暴地颠倒过来。似乎只有“人性”才是历史的真实、度量一切的标准，除此别无其他。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积极因子和合理内涵被无视，或者成为被嘲笑和解构的对象。
历史是文学的丰富矿藏，为文学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和广阔书写空间。它自身固有的传奇性和内部所蕴含的深刻哲理，让文学家一直对它钟爱有加。古今中外，也的确产生了一大批历史题材的经典名著。但是，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并不能先天地提升作品的品位和质量。相反，对文学而言，历史是一把双刃剑。表现得当，可以为作品增加厚重感，使之成为壮美的史诗；表现失当，则会让作品陷入轻佻、浅薄，丧失文学应有的力量。这里的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历史观，用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历史。只有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深刻、清醒、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文学才能在历史的书写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