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捕坐牢十五个月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共中央局遭到敌人大破坏，朱镜我和中央局、文委一批成员被捕，3月6日，法租界巡捕房将朱镜我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南市公安局，3月18日夜朱镜我等被押到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敌人破坏了上海中共中央局后十分得意，又把红军退出江西长征作为他们的又一大胜利，要朱镜我“打报告”自首，还派叛徒做工作，朱镜我嗤之以鼻。之后，又有朱的同乡和亲戚、国民党首都警察厅长陈焯(陈孔如)，做朱镜我工作：“只要履行自首手续，就可保释出狱”。对此，朱镜我说：“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以后又有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八高时的同学、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劝朱镜我“自新”，还说身体要紧，朱镜我在接见室同雷激烈辩论。朱镜我的爱人赵独步叔父赵次胜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也愿意出面保释，但朱镜我仍不为所动，赵次胜也不得不感叹说：“朱镜我很有骨气。”朱镜我一个表兄曾不无惋惜地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有学问、有能力，何苦再做共产党这种吃苦又冒险的事?你究竟图的什么?我可以介绍你到政府方面去做官，做文官。”朱镜我笑笑说：“阿哥，你不要挑拨我了，要是为了做官，10年前我就可走这条路，何必要等10年后再由你来说呢?我不图什么，我就是为了理想和信仰！”
当时，朱镜我患有严重胃病和肺病，时常吐血，但他还鼓励同牢难友坚持斗争，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到了最困难的关头，但黑暗到了顶点，光明也就快要来到。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朱镜我在牢中拖着病体，坚持斗争15个月，四百五十个日日夜夜，就是为了信仰志不移。
二、帮助宁波和浙江省恢复了党组织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在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1937年6月，朱镜我经党组织营救，获得了自由。他在妻子赵独步的陪同下先回杭州休养。当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八路军在上海设办事处，处长是潘汉年。潘汉年代表组织劝朱镜我先把病养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朱镜我病情稍有好转，能离床下地，就在杭州联络老党员江闻道(同狱难友，出狱后在杭州)和邵荃麟，要他们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联系。之后，朱镜我又回鄞县老家养病，他看到恢复党组织要经费，就把家里的12亩田地和大部分竹山、树山都卖了，除补贴家用后，大都用作党的经费。
他的老家在鄞县南边金峨乡一个叫朱家峰村的地方。一天，他在上海华南大学教书时的一个学生竺扬，带了鲍浙潮、周楚琛、陈秋谷几个青年人来拜访他，竺扬说：“朱先生，我们宁波的党组织，自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五次重建，五次遭到破坏，1932年起，已经没有党组织了，我们这几个老党员，只是作为个别党员，分散隐蔽在小学里当教师、校长，有的在乡公所里当事务员……”
朱镜我点点头说：“省里也一样，省委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要积极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上海有八路军办事处，南京也有办事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已经建立了。”
鲍浙潮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了，我们几个党员自发在观音庄一带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很高，我们跟着竺扬到朱先生处来，一是探问先生的病情，二是请教朱先生我们究竟怎么办好?”
朱镜我说：“宁波是我老家，家乡也要抗日，为了家乡，为了抗日，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干。”他抱病到观音庄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对几个年轻人说：“抗日肯定是长期的事，没有党组织，就没有灵魂，你们几位，原来都是党员，虽因组织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现在国难当头，大家已行动起来了，但是将来工作范围越来越大，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临时组织替党担当工作，同时再去找上级党组织。”
大家听了一致拥护，于是成立了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公推朱镜我为书记。朱镜我因自己病重，行动困难，想派竺扬去上海找潘汉年，但是他又想到潘汉年只有自己比较熟悉，他就抱病亲自去上海，经潘汉年向南京长江沿岸委员会汇报，批准正式成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10月初，朱镜我回到观音庄，宣布上级批准建立中共浙东临特的组织，五个党员都恢复了党籍，都成为浙东临特委员，朱镜我为书记。从此，宁波恢复了党组织，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宁波地区鄞、慈、镇、奉、象、定、宁海等地县工委纷纷恢复。朱镜我奉调去新四军军部后，浙东临特改为宁绍特委，后来宁属、绍属分开各自成立特委，到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前，宁波地区一共恢复和发展了1500多位党员，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准备了一批坚强的骨干力量。
浙东临特成立后，朱镜我即去杭州筹建浙江省临工委，他派老党员徐洁身充当信使，到南京向党组织汇报。11月初，当时长江沿岸委员会的博古将一封信和200元银洋交给徐洁身，说：“日军很快要进攻南京，银洋作为活动经费，信里有指示和安排，统统交给朱镜我同志。”朱镜我在徐洁身到杭州第二天，在皮市巷家中召开会议，徐洁身、张三扬、张崇文、邵荃麟、葛琴、刘保罗等几位老党员参加。朱镜我传达了上级指示，由徐洁身任省临工委书记，张三扬任组织部部长，张崇文任宣传部部长。朱镜我作为中央代表指导省临工委工作，200元银洋也全交给徐洁身，省临工委后改为省工委、临时省委，浙江省党组织的恢复，朱镜我也是有功劳的。
三、纵身一跳浩气长存
1938年春，朱镜我奉调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当年秋，他奉调到新四军军部，任军部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他到皖南后，动员爱人赵独步和长子朱庭光和长女朱伊伟参加了新四军。
朱镜我由于在敌人牢狱中备受折磨，患有严重的胃病，平时只能喝一小碗稀饭，且经常吐血，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仍日夜伏案写文章，编《抗敌》杂志。他是著名学者，又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但他穿一身士兵服装，同战士们吃住在一起。1940年6月，他创作了一首歌词《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由著名作曲家何士德谱曲，因为这首歌战斗性、艺术性很强，很快在全军和大江南北流传开来。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决定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分批先撤离皖南。军部有两位军级干部，一是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因为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一是朱镜我，因为他的胃大出血，军部决定两人先撤离，绕道上海去苏北，可是两人都不愿走。朱镜我说：“我是领导干部，越是危急关头越要以身作则，和同志们在一起。我坚决和部队一起行动。”
他的妻子赵独步因为临产，早已撤离了。12月3日，他的15岁女儿朱伊伟和军部服务团先行北撤，朱镜我去送女儿。他将从自己津贴中省下来的几元钱塞给女儿，说：“伟伟，要坚强一点，学会自己照顾自己。”12月9日凌晨，他的16岁的儿子朱庭光随着教导队一起北撤。朱镜我站在村口，看见儿子来了，他告诉儿子：“你妹妹已先走了，军部随后也很快要北撤。”他一面说，一面取出自己军服口袋里的一支派克钢笔让儿子带上，说：“这是史沫特莱送给我的，你好好使用吧!”庭光走出一段路回头看时，父亲仍旧站在村口频频向他招手。这一对儿女不知道，这次竟是和父亲的永诀。全国解放后，朱庭光把这一支派克金笔送给故乡烈士陈列馆。
1941年1月4日晚，军部北移，朱镜我又大口大口吐血，军部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和组织部长李子芳。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天气又非常寒冷。6日拂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调集了8万大军对新四军军部9000人合围，战斗打响，一路血战。朱镜我想下担架自己走，但一点也没有力气，反而大口大口吐起血来，战士们把他扶到担架上，他一点也不能动弹。连日大雨，到10日清晨，战士将朱镜抬到石井坑山中，钱俊瑞来看他，告诉他：“叶军长说，形势十分困难，希望你能化装到农民家中躲避。”朱镜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最后是会成功的。”他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化装到农民家中躲避肯定要被敌人搜出，还会连累群众。
13日晨，奄奄一息的朱镜我，被担架抬到火云尖山上。这时顽军放火烧山，四面枪声大作。朱镜我对警卫员和担架队员说：“你们不要抬我了，把我放下来，不必为我送几条命，你们走吧，你们冲出去。”他又对警卫员说：“我决不当俘虏，我命令你向我开枪!”警卫员怎能执行这样的命令？朱镜我乘大家不注意，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地滚下担架，纵身跃下山崖，为革命献出了他四十岁的生命!
今年是朱镜我诞生106年，又是他牺牲66周年。朱镜我这位日本留学生、著名理论家、新四军高级干部高尚的革命气节和对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