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里的两首歌

父亲沈亚威于2002年5月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在父亲去世近六周年之际，我以此文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

“考状元”
　　父亲去世后一年，母亲也随他而去了。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一封父亲在1964年从北京写给母亲的信，信里详细描述了他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谱曲的过程。
　　1964年创作演出的《东方红》，它的宏伟气势，激昂优美的歌舞，不仅感染了当时的观众，也影响了几代人的革命情怀。父亲在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大歌舞的革命热气是颇为感人的，这真是个大锻炼、大学习的地方。集中了52个单位，三千多人，几乎全国所有的歌舞人才。比干劲，比作风，比工作效率，特别是大家一听到今年纪念国庆15周年要接待许多重要人物，这是一项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的重要任务之后，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严密的组织性、自觉的纪律性。在排练场上，几百人在一块，却是个个认真，有条不紊。地方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地方。决心书贴满了所有排练场。驻京各有关单位都提出要什么就给什么。政治与艺术结合得很好。”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父亲开始了他的“考状元”了（信里父亲把为《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谱曲及后来的评审戏称为“考状元”）。
　　8月中旬父亲为毛主席的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谱曲之后，接到大歌舞指挥部的通知：大歌舞中还需要写三首新歌。一首是反帝内容的，一首是新的“社会主义好”，一首是毛泽东颂。当时集中了全国许多优秀的词作者写了好几首词，然后由作曲家挑选谱曲。父亲选择了由乔羽作词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来谱曲。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父亲终于在8月21日的凌晨3点写完了曲谱，为的是参加22日的选拔试唱。
　　试唱由中央乐团担任，同时请了周巍峙、陈亚丁等领导小组成员及其他有关人士进行评选。在印出来的歌谱上都编好号，并隐去了作者的姓名。试唱者一首一首按号唱下去。由于父亲的那首歌交稿最晚，所以编在最后一号——第九号（“毛泽东颂”的第九号）。当轮到唱这首歌时已经唱了将近一个小时了，试唱者已经有些声嘶力竭，而且这首歌变化较多，速度需要时快时慢，所以演唱的效果比较差。父亲的信里描述了当时紧张的气氛：“那种场面确是相当紧张的，大厅里坐满了一屋子人，除去试唱者的歌声外，只有窗外的蝉叫声。”试唱完就开始进行评论。先是指挥组的人发言，他们的发言也是按次序一首一首的评。发言者对前面八首歌的评述都是优点多于缺点，当时父亲就想，大局已定了，自己的这首只能当作练习曲了。而出乎意料的是，在评到第九号的时候发言者说：“我最最喜欢的是第九号，它有气势，热情充沛，曲调新颖。后段是一浪推一浪，很感人。中段的合唱效果也十分亲切动人，超乎一般我们常听到的音调，就是说不落俗套。当然，中段我认为是没有唱好，如果唱好了还会更感动人的。我不知道作者是谁，虽然别的作品也不错，但是我认为最好的要数第九号。”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发言者也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这样，父亲的这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终于考上了“状元”，被大歌舞《东方红》选用了。
　　《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首歌当时是在《东方红》最后一幕里演唱的。毛主席在看了《东方红》以后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建议大歌舞就演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后来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东方红》在拍成电影时删去了最后一幕。《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也一并删去了。在1964年年底和1965年初这首歌被选为宣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宣传歌曲。这样，这首歌才和《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歌曲一起唱遍大街小巷。
　　严谨与坚持
　　1996年10月，我陪父亲去北京参加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当代十位老音乐家作品音乐会》。当时音乐会上演唱了父亲的几首歌曲，其中包括那首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当时父亲刚作过肾癌手术，身体还比较虚弱，但音乐会的每次排练与彩排，他都要亲自到现场去听并提出意见，特别是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合唱曲。这首歌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64年舞台演出时唱的，还有一个是1965年拍成电影《东方红》时唱的。差别就在电影版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后面比舞台版多了三个“追穷寇”。在这次排练中，开始用的是电影版的，父亲听了以后，很不满意，提出一定要用舞台版的，也就是要去掉后面三个“追穷寇”。
　　当时我不太明白，就问父亲为什么要改，而且我也认为这首歌自从电影《东方红》放映以来，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的都是电影版的，在许多介绍这首歌的文章中都把毛主席写这首词的主题思想说成就是“追穷寇”。父亲问我，你认为主席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说是“追穷寇”。父亲说：“不对，我认为把追穷寇看作是主席这首词的主题，有点狭小了。我理解的主题思想是这首词的最后一句‘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说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间的正道是经历了沧海桑田，推翻了旧的中国，新的中国即将诞生。而‘追穷寇’则是实现这一主题的过程。由于各人对主席诗词的理解不同，在音乐作品上就会有不同的反映。但是我反对强加于人的修改，所以我要坚持我对主席诗词的理解。”（这里父亲所说的“强加于人”的修改指的是：1964年10月下旬，东方红大歌舞演出后不久，父亲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就在这出访期间，大歌舞要录音，要拍电影，于是就有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首歌改成了电影版的了。）父亲后来还告诉我，要坚持他原作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旧体诗词是极为严谨的，七律尤其如此。它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不能随心所欲，因此重复也不可以任意添加。父亲在谱曲时，将歌中每个乐句都只重复一次，上半阕前两句各重复一次，三、四句合起来重复一次，下半阕四句整个重复一次。这样，每句都得到一次重复，虽然方法各异，但形象完整，所以决不能为重复而重复，也不宜零打碎敲地重复。因此他认为在增加了三个“追穷寇”后，就破坏了整首歌的严谨并改变了原诗的主题。
　　在父亲的坚持下，这首歌如他心愿演唱了。
　　父亲在《东方红》大歌舞里谱写的这两首歌诞生以后，在业内受到广泛的好评，有人称它是父亲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有人说是我国合唱歌曲的典范之一；也有人认为《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是在歌颂领袖的歌曲中开创了新路。我认为父亲的这两首歌正像他自己说的，是“政治与艺术融合得很好”的作品，是革命激情与艺术创作紧密融合的作品，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只有当年投身于那波澜壮阔的、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的作曲家才写得出的。父亲后来在回忆当时创作时说：“……在这过程中，沸腾的戎马生涯，风卷残云的淮海战役场景，万船齐发、击浪飞渡的宏伟声势，随着词句的展开，似潮水般不断在脑海中涌现，使翻腾不已的音符跃然纸上。”
　　今天回忆这两首歌，我为父亲感到骄傲，因为他已为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了朵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