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打算给父亲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父亲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很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钱学森所谓“现在的住房条件很好”，究竟“很好”到什么程度呢？“曾有人说，钱老住在四合院里，可当他去世时，许多人到家里去悼念才知，他一直住在公寓房里，一直到去世。”
既如此，钱学森怎会对自己换房“常常感到不安”呢？因为在他看来，作为领导干部，一旦脱离群众，便意味着自己高高在上，正在失去与群众的联系；意味着自己今后将难以得到群众的信任，难以开展工作，这是多么的可怕啊！
毫无疑义，钱学森的这种出乎内心的“不安”意识，源自于作为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情怀、政治觉悟。他深知，自己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绝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高人一等的权力。自己只有看淡物质待遇，才能专注于科学研究；只有不攀比物质待遇，才能不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只有与科技人员同甘共苦，也才能掌握领导科技工作的主动权，从而引导好、保护好并发挥好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钱学森面前，有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无地自容的。有的人“官”不大，架子却不小。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官僚主义严重。更有甚者，在功名利禄面前，在声色犬马面前，在花花世界面前，经不起诱惑，耐不住寂寞，抵不住浮躁。在物质待遇方面，他们就是不与普通群众去比，而是热衷于与一些大款、老板们比，个别的不仅比工资收入，比房子、汽车，甚至比女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和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怎能不脱离群众而凌驾于百姓之上呢？怎会在乎群众的利益而全心全意替他们排忧解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