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斗“包打听”

1928年，中共如皋、泰兴县委发动上万当地农民举行“五一暴动”。暴动失败后，我被国民党如皋县政府通缉，不得不辗转到苏州观前街费家印刷社当徒工，暂且糊口度日。不久，我熟练掌握了排字、制版等印刷技术，获得了费家老板的喜爱。这时，我生活上虽然比较安定，但时刻思念着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危，盼望能早日与组织接上关系。

一进上海

1928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孟运怀同志从上海来的信，要我去上海，以做排字工人为掩护，为党做地下工作。不久，我由在曹家渡自由印务局的印刷师傅刘维政介绍，从苏州转到上海同行业的厂子里，白天正常上班，夜里经常秘密印刷宣传品、制作证件等。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组织上便指定我任上海沪西区委副书记，孟运怀为书记。

1930年农历正月间，江苏省委根据苏北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决定派一批军政干部到苏北加强红军工作和政权建设。我与孟运怀被派回泰兴，他任县委副书记，我为县委委员兼泰兴县农会主席和古溪苏维埃主席。

二进上海

1930年10月，因红军特务队长李吉庚叛变，红14军攻打黄桥失利，继而全军溃散。在县委安排下，我和刁春仁、尹善卜携带盒子枪及手枪各两支，回到尹家垛、刁家网坚持原地斗争。因镇压叛徒，我们被国民党保安团逮捕，被国民党镇江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后，关押在嘉定监狱。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鬼子进攻上海。蔡廷锴领导的19路军撤退后，日机尾追并轰炸嘉定县城，国民党军警撤逃一空。我在监狱里饿了一整天，到晚上8点仍不见有人送饭，才意识到敌人已逃走了。于是我就敲墙扒洞出来，并沿号门喊话，告诉难友们看守已逃走，叫大家自己开镣出逃。就这样，所有被监禁人员都逃走了。

我和刁春仁逃离嘉定后，首先在武进县奔牛镇一个老乡家落脚。因刁春仁生病，需在这里养病，我跟他约好，等我去上海找到党组织后，再写信并寄路费给他去上海工作。

一天，我在上海曹家渡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上，巧遇正在拉黄包车的原尹垛村支部书记尹之成，晚上遂留宿于尹之成家。他告诉我，这里互济会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已介绍他参加了互济会。我当即请他转告对方，说我是来找组织的。第二天，即有互济会负责人黄森、黄丽（女）两人找我谈话。我把入党后的斗争经历及嘉定越狱的经过，向他们详细汇报。他们审核了嘉定小报上所载的通缉名单，确定有我的名字后，即叫我任沪西区互济会主任。

我在互济会工作两个月，从工厂的产业工人到黄包车夫，发展会员300多人，并在沪西区发展了两个模范单位。一天，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于第二天下午1点到中法大药房门口，去见一个手拿金鼠牌香烟、身穿蓝布衣服的人。上级叫我也拿一包金鼠牌香烟，以点火吸烟为暗号，见面就说“老马叫我找你”，那人就会和我联系。

第二天，我准时到中法大药房门口，远远就看到张爱萍、何扬（原泰县县委书记）两名同志。他们根据联络暗号，与我接上关系。我们一起前往附近的泗海楼茶馆。我将当年外地干部撤离如皋、泰兴、泰县后，苏北革命斗争的形势及叛徒反党的问题，都作了系统汇报。组织上又再次核实了我从嘉定越狱的情况，大约6月上旬，即调我任互济会组织部长。组织还安排我称海门一位烈士的老母亲为我母亲，妹妹为我小妹。还有一个小弟弟，原是广东人，但说话已是上海口音。同年，这个小弟弟得了脑膜炎，死在法国医院，后来我才知他是彭湃的儿子。当时互济会还有一位营救部长叫黄浩，是一位女士，又叫王芬芳（新中国成立后我去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看到遗像才知她的真名叫何宝珍，是刘少奇的第二任夫人）也住在这个“家”里，对外和我称是夫妻关系。我们组成一个大商人的家庭。

机智脱险

一天，我奉互济会主任刘衍繁之命，第一次召开上海七个区互济会的组织部长会议，地点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富康里1号二楼。这家只有一个中年女士，有前楼一大间和一个厨房，床底下放着两只柳条大箱子。那女士一见我们来了，就出去了。一会儿，刘主任和沪西、法南、沪中、浦东、沪东、龙华区的组织部长相继到了。经刘主任介绍，我即发放各区组织费用。刘主任要我先作形势报告，不超过40分钟。我才讲了一半，突然有4个中国包探（又称“包打听”，旧时巡捕房中的侦缉人员）、4个法国包探闯进房间。

一进来，两个中国包探持枪把住房门，其余6人持枪对准我。其中1个中国包探、1个法国包探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答：“今天才从北平来的（北平当时是军阀张宗昌的地盘，他们无法确认我的身份）。”“来做什么？”“来谋生，想在上海开店。”“这是你的什么人家？”“是我表姐家。”“你表姐呢？”“上街买菜去了。”这时，一个中国包探打了我两个耳光，把我嘴巴打出了血。他指着地上的蔬菜，问：“你看，这不是菜吗？”我立即回答：“因为我开店没本钱，表姐替我请会（编者注：指邀请亲友筹钱），买荤菜去了。”接着，他就在我身上搜起来，搜出我衬衣口袋里7张二指宽的收据，又问：“这是什么？”我答：“是请会的收据，打好放在身上的。”他又搜我西装裤袋，搜出十元面值的中国银行钞票30多张（活动经费）。他问：“你不是有钱吗？”我答：“这点钱开店还不够呢！”

就在包探把钱退给我时，我机警地将钱分成两叠，一叠放进口袋，另一叠拿在手上、别在身后。这时，另一个中国包探走到我身后，有意靠近我问：“床底下箱子里装的什么？”我答：“不知道表姐放的什么。”在问答时，那包探将手伸到我背后，悄悄将钱拿走了，之后用法语与法国包探对话，我一点都听不懂。最后，他用中国话对我们说：“你们不是开会，是请会的。”他又转向我说：“不准动，不准走，蹲在房里。”两个中国包探把枪打开保险，对准我们，其他6个人下楼，到马路边的电话亭里打电话请示。临走时，一个中国包探对我骂道：“马的皮！让你这一次，下次就不客气了！”他一挥手，这帮强盗都走了。我们几人即迅速下楼，分道而去。

脱险后的第七天下午，我回到家，看到刘主任来了。一见面，我们就互相握手笑了起来。我对刘主任说：“我犯了错误，给了敌人200元，怎么办？”刘主任安慰我说：“当时的情况我都亲眼看到了，已将出事的原因及你当时沉着应对的情况，都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叫我来向你传令嘉奖四个字——‘机智勇敢’。你这样做，组织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很好很好！”刘主任告诉我，事后了解，我们开会的楼，对面就是法国包探室。他们从窗子里看到我们像在开会，所以来搜查。

那次事件过后，互济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上海申新一厂至九厂，内外棉一厂至九厂，三家日本丝厂，安迪生灯泡厂，申和隆油厂，杨树浦织绸厂，以及暨南大学、大厦大学等，都有互济会组织。特别是人力车行业，车夫基本上全都参加了互济会。

在组织工作大发展的同时，我还以庆祝五一节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工人游行示威。队伍由5辆载满工人的大卡车组成。大家放鞭炮，呼口号，散发宣传品。8月上旬，我们又组织了整个上海公共汽车工人的大罢工，让整个上海的交通全部瘫痪。我又以工人代表的名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维护工人利益的讲话，迫使公共汽车公司接受了工人的合理要求。

派回苏北

1932年12月，组织上突然找我，说是派去如皋、泰县做组织恢复工作的鲁连夫和邰宏基与组织失去联系，要我立即赶回苏北，设法找到他们；若发生意外，由我代表组织相机行事，建立新的组织关系，并替我买好了去常州奔牛的火车票。暮色凝重中，我离开工作近一年的上海，脑海中不断浮现黄浩、刘衍繁、张爱萍、何扬等同志的身影，去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