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钟泉周

一位热血青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被杀害，年仅31岁。他，就是钟泉周。

投身学生运动     义无反顾

钟泉周，1919年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柴桥镇（今北仑区柴桥镇）田洋村，自幼丧母，父亲是中医，兄弟姐妹4人。他从小生活艰辛，14岁小学毕业后，只身到宁波新学会社书店当学徒。他白天工作，晚上自学，3年后考进效实中学，后因成绩优秀提前升入高中。抗战爆发后，他被姐姐带到重庆，考入合川国立二中，高中毕业进四川江津白沙大学预修班学习，1941年9月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

钟泉周勤奋好学、待人热心、做事认真，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不久被推选负责学生会福利工作。在校期间，他多次聆听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演讲，思想受到很大影响，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为了把青年发动起来，周恩来在重庆 《新华日报》 上向青年发出“勤学、勤业、交友”的号召。钟泉周和同学们到抗日前线，教士兵们唱歌、学文化，传播进步思想，并从事对友军的统战工作。

1944年底，经同学何东昌介绍，钟泉周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思想，他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四处联络工作，晚上刻印进步传单。一次，学校民主墙上的进步墙报被“三青团”分子撕掉，钟泉周挺身而出，与反动分子面对面斗争，使对方不得不当众认错。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钟泉周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参加调查反动派行凶真相的行动，并在重庆参与组织联大校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呼吁声援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运动。

西南联大毕业后，钟泉周到重庆国立中央工专短暂任教。其间，他参与筹办 《科学时代》 杂志。

为工人谋利益     矢志不渝

1946年夏，钟泉周随宁波籍教授章名涛（1907—1985）到上海，在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做技工。他为人老成持重、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得到工人们的信任。工人们有话找他说、有事和他商量，把他当作知心朋友。业余时间，他教职工学文化，深受工友们的爱戴、信任。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发生严重财政危机。1948年7月初，公交公司以汽油、配件材料等费用激增、难以维持为由，宣布解雇125名售票员和72名司机，要求每人领完半个月工资的补偿后，立即办理离职。这种只顾自己剥削、不顾他人生存的倒行逆施，引发了7月7日、8日上海公交行业1500余名工人大罢工。钟泉周和司机王元等带领职工包围市政府请愿，迫使当局不得不与工人代表谈判，答应工人的正当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8月30日、31日，工人们选举钟泉周等人组成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取代了旧班子。9月9日，钟泉周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福利会理事长，工人王元、顾伯康当选常务理事和理事，福利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到了工人手中。

当时上海商品短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派末世乱象，工人的生活质量急剧下跌。为了改善职工的伙食，钟泉周挑起办好职工食堂的重担。他组织职工膳食委员会，带人到郊县采购蔬菜、肉类和柴米，解决了伙食供应的困难。他还向公司交涉，要求贷款置办冬季大衣发给职工御寒、工伤医药费由公司全部承担等。经过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有理有节的斗争，资方不得不答应这些要求。钟泉周进一步赢得了职工们的信任和拥护，新理事会的声誉也进一步提高。

但是，资方控制的 《公交旬报》 对职工维护正当权利的做法进行歪曲、抹黑。钟泉周等理事会成员针锋相对，创办了 《福利导报》 ，发表 《公交职工挣扎在死亡线上》 等一系列反映客观事实的报道，传达了职工的呼声，使资方恼羞成怒，下令他们停刊。钟泉周指出，报道无可非议，工人们说的都是事实。资方又提出，把 《福利导报》 与 《公交旬报》 合并。钟泉周毫不妥协，使 《福利导报》 得以继续出刊。资方不肯善罢甘休，纠结反动警察于10月21日、11月2日逮捕了一些积极分子。钟泉周义愤填膺，不顾个人安危，开展营救。他两次向公交当局提出正义要求，又聘请律师，还代表员工福利会直接致函司法部门，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最终，迫于公众压力，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1949年1月25日，被捕工人获释。

钟泉周为工人谋利益，以及在营救过程中的英勇表现，引起了当局的特别关注。他们密切监视他，在他周围布下一张阴险的网。钟泉周坦荡地对妻子说：“我信仰既明，就矢志不渝；目标既定，就勇干到底。”

为人民的权利    壮烈牺牲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大势已去，开始布置撤离，指示各地做好“应变”准备，还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表态称，必要时将按南京的办法，疏散上海的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以前，上海的公交工人一直被视为“公教人员”，但这次并没有得到当局同样的对待。2月12日，钟泉周主持理事会扩大会议，根据广大职工的呼声，向当局提出发放“应变米”等要求。当局断然拒绝。钟泉周、王元、顾伯康等针锋相对：“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我们还是拿不到‘应变米’，将罢工示威！”三天后，果然一粒米也没有发下来。

16日清晨开始，上海市公交工人举行争取发“应变费”、“应变米”的“反饥饿”罢工。罢工得到法商电车公司和三轮车工人的支持，他们也加入罢工行列，上海交通陷于瘫痪。当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抓捕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等9名职工。

17日凌晨，钟泉周等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受审。审讯人员称，他们犯了扰乱社会治安罪。钟泉周正气凛然地说：“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理事长，为职工谋福利有什么罪？”顾伯康、王元等也慷慨陈词，驳斥对方。审讯持续4个小时，毫无所获的反动军警蓄意要“借人头，平工潮”，把公交工人的正义斗争镇压下去。他们把钟泉周怀孕的妻子胡馥英抓来，让她“好好劝劝”钟泉周。钟泉周自知将遭杀害，很平静地安慰、鼓励妻子。临别，钟泉周递给她一件旧衣服，说让她回家洗洗，等他出狱再穿。晚上6时，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人被押到江湾刑场，遭枪杀。他们就是“公交三烈士”。

胡馥英到家后，拆开衣服内侧，发现了丈夫的遗书：“我今天被公司陷诬关在沪淞警备（司令）部，或须冤枉要死，希你照看小孩，能够在家乡更好。否则就决定改嫁，免得吃苦……”

“公交三烈士”的牺牲引起强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国内外进步人士也纷纷谴责这种残杀无辜的暴行。宋庆龄创办、领导的中国福利会获悉胡馥英有身孕，特地为未出世的孩子制作了从婴儿至16岁的全部服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在四平路1230号（原公交汽车一场停车场）建造了“公交三烈士”塑像，开辟烈士事迹陈列室。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为三烈士举行殉难一周年追悼大会，并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