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怀念我敬爱的父亲王谭

1913年4月3日，我父亲王谭（曾用名王润亚、王运鸿）出生在河南省临汝县（现汝州市）党庄。他两岁时生父离世，母亲便带着他改嫁到临汝县赵庄的王家。他成为王家继子。

奔赴延安

父亲在赵庄度过了童年，读了10年私塾，高中毕业时已20岁，先去天津读书，又入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1935-1937年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期间，高中就参加过学潮的父亲接触了马列主义。

七七事变后，已经娶妻并有一个9岁女儿、一个2岁儿子的父亲，毅然与两个进步同学杨栋梁（彭云）、郝同义，一起去革命圣地延安。他们仨拿着范文澜和胡乔木的介绍信，于1937年10月16日到达延安。1938年1月28日，父亲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在“抗大”总校学习两年多后，组织上派父亲前往豫皖地区加入当年2月组建的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去一线抗击日寇。父亲曾在日记中写到，张震参谋长的热情接待让他深受感动。

从1940年初到1942年3月，父亲先后在彭雪枫、黄克诚两位师长带领下，跟随新四军第6支队、第4师、第3师，参加大小战斗20多次。到抗战胜利时，父亲任新四军3师10旅30团参谋长，在党组织的关心、教育、培养下，从一个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成为一名经过战争洗礼、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挺进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很快开始了。1945年9月13日，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3师于10月10日到山东临沂集结，尔后挺进东北。10月12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接见了3师连以上干部，让父亲大受鼓舞。沂蒙山老区人民沿路设宣传棚、茶水站，让大家深受感动。

12月初，父亲随部队到达辽宁阜新休整，结束了从苏北到东北的三千里行程。父亲先在东北二纵5师30团任参谋长，后任第四野战军39军117师17团参谋长、副团长，参与了西满根据地的建立，参加了保卫四平、转战东满等战斗。

在第117师战史上，有一个和我父亲有关的战例：血战王道屯。1948年1月6日14时30分，17团略经准备，即由担任副团长的我父亲王谭指挥，以1营（营长韩曙，老红军）为第一梯队开始攻击。3连连长田玉义指挥2排首先冲入，打开突破口，但遭敌人迅即反扑，2排战士全部牺牲。3连坚守村外一条土坎，顽强打退敌人，在教导员李纯、副营长王秀法的率领下与敌恶战，顽强守住了阵地。1营损失超过三分之一，3营作为第二梯队，在营长黄金官（老红军）带领下，接替1营投入战斗。最终，17团2营突入王道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敌全歼，生俘敌585团团长以下800余人。王道屯之战是17团歼敌最多的一仗，17团因此受到上级嘉奖。

1948年夏天，父亲调入39军军部侦察科任科长，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1月，在出发南下之前，父亲在沈阳与我母亲尚岩结婚。

父母当年相遇，还颇有些传奇。1947年，17团政委王仲儒找到担任副团长的我父亲，表明了想与117师宣传队的刘黎明结成夫妻的意愿，让我父亲带他去117师宣传队，找当时任宣传队指导员的母亲帮忙牵个红线。谁承想，我父母亲当完月下老人之后，于1948年1月也走到了一起。王仲儒也如愿娶到了刘黎明。我们两家人因此成为世交。

1949年6月，大军到达武汉。上级决定让父亲脱离战斗部队，准备南下广西后另外安排工作。父亲服从组织决定。

离开部队

在武汉期间，父亲回到临汝赵庄，想接回在老家的女儿王玉荣（王向阳）、儿子王国昌（王向光）。到临汝县后，我大姐王向阳在县长恳求下，仍留在当地工作，只有大哥王向光随父亲回到武汉。不久，我二哥在武汉出生后因感染夭折，让父亲伤心不已。

1949年12月，父亲跟随大军到达南宁，被任命为广西军区交际处处长、广西省政府外事处处长（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当时因形势需要，广西省首府由桂林市迁到南宁市。

父亲在交际处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在广西建明园饭店、南宁饭店、柳州饭店、桂林榕湖饭店等外事饭店，以接待东南亚的革命志士和贵宾。1953年，父亲被任命为广西省外事处处长。这时各外事饭店已建好，广西省成为支持东南亚革命的坚强后盾。在外事处工作期间，父亲与胡志明等多位东南亚革命领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父亲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完善各个部门的组织机构，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工作体系。多年后，编写 《广西外事志》 的人员在看完1949年12月至1955年5月广西交际处和广西外事处的档案，发现工作记录完整、无一遗漏后赞不绝口。

1955年9月至1957年8月，父亲被调广西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其间去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1979年初，组织给父亲重新安排了工作。当年4月至1984年11月，父亲任广西出版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还参加了 《广西外事志》 编撰等工作。1987年，父亲离职休养。

1994年6月，父亲被查出患有癌症，当年底病情恶化，于12月16日与世长辞，走完了战斗的一生。

后记

一天，我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一封写于1957年7月的信。当时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我母亲写信给他说，5月，老家来了两个亲戚，按照原订的规矩，已好吃好住招待两个月后，送回河南老家，并问父亲有什么意见。

1980年9月，父亲带我、弟弟、弟媳，一行四人回到汝州。那次我才知道，解放后，父亲的多位叔伯兄弟都去南宁找过他，想要安排工作，都被我父母用“规矩”拦阻了。对这些老家亲戚，父母全都好吃好住招待两个月，买票送回去。

我们懂事之后，看见父亲脸上的伤痕，就问他战场情况。可父亲从来不说，只是告诉我们到了战场上如何分辨枪声，哪些是冷枪，哪些是狙击枪或其他枪声。

过去的首长和战友，在父亲心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一天，我与父亲说起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他突然一个激灵站了起来。原来，父亲虽然在4师的时间不长，但彭雪枫是他心中的英雄，令他肃然起敬。无独有偶，我跟我岳父蒋振五谈起彭雪枫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彭雪枫也是我岳父崇敬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