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改编汇集中的曲折经历

从1937年10月至12月，国共两党达成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原则协议，至新四军江南各部游击队基本集中于皖南歙县岩寺地区的1938年4月中旬，这近半年是新四军的实际组建时间。其间，由于诸多原因，在改编汇集分布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过程中，发生了几起坎坷曲折甚至是惊心动魄的事件。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全面客观地认识新四军淬火新生、筚路蓝缕、浴血奋斗的伟大军史，鉴往知来，不无裨益。

一、改编汇集南方游击队面临的困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这期间，南方红军游击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困境。国民党军不仅在军事上进行残酷“围剿”，还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红军和游击队被困在深山密林之中，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他们缺乏粮食、药品、衣物等基本物资，常常只能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许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和伤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牺牲。国民党军还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割断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之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和掩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各游击区之间由于交通和通讯不畅，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他们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无法及时得到指示和指导，只能在各自的区域内独立作战。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南方红军游击队始终坚定革命信念，顽强地坚持斗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成为后来新四军组建的重要基础。

二、改编汇集中的曲折事件与错误倾向

“漳浦事件”。1937年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驻军进行谈判。6月下旬，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同国民党驻军第157师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将红三团改编为抗日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兼政委。部队改编后，国民党当局要求独立大队到漳浦城接受“点编”。由于何鸣等思想上右倾麻痹，政治上丧失警惕，对国民党顽固派本性缺乏应有的认识，遂将部队全数800多人开进漳浦县城。7月16日，国民党驻军借点编为名，将游击队武装解除，人员扣留，许多游击队员被杀害或遭遣散，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后来，有部分干部战士，在卢胜等人带领下，突围回到山上，重建红三团，至1938年春下山集中时，部队又发展到300多人。

“漳浦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和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敌视态度，也给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对国民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对改编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担忧和疑虑。

陈毅被当作“叛徒”遭捆绑审讯。在改编过程中，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信息闭塞，各游击区对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改编政策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和疑虑，湘赣边游击区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9月，陈毅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代表，前往湘赣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当陈毅到达湘赣边游击区时，湘赣边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等人，对国共合作的消息一无所知，加上之前国民党军多次以“和谈”为名进行诱捕和“围剿”，他们对陈毅的身份和来意产生了怀疑。认为陈毅可能是“叛徒”，是国民党派来诱捕他们的奸细，于是将陈毅捆吊四天三夜进行审讯。

陈毅在被捆绑审讯的情况下，始终向游击队员们耐心解释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他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背景、过程和意义，强调了改编为新四军是为了团结抗日，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正确选择。经过陈毅的反复解释和劝说，游击队员们才逐渐消除了疑虑，谭余保又派人到吉安等地探听消息，在得到确切情况后，最终向陈毅道歉，接受了下山改编。

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放弃部队领导权。1937年9月，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谈判达成协议时，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和军需主任，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原则。为此，中共中央特派董必武到武汉，“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9月14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又专门发出指示，批评湘鄂赣谈判是“完全错误”的，提醒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在谈判中不要重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指示最后说：“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在中央的干预下，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把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等“礼送”出境。

项英发表带有右倾倾向的《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1937年9月，时为南方红军游击队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到南昌跟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时，由于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甚理解，也未接到中央的正式指示和有关文件，因而在谈判中出现右倾言行。9月29日项英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这封信在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时，存在一些右倾倾向的表述。

项英在信中对国民党的抗日诚意估计过高，对国民党可能采取的阴谋和破坏活动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强调保持共产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在信中要求红军游击队“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削弱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的发表，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一些游击队员对改编后的形势和任务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对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够重视，这也为后来新四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

闽中游击队负责人刘突军遭国民党枪杀。1938年2月，闽中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刘突军在前往国民党军驻地莆田县城商谈改编事宜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刘突军及随行的几名游击队员全部遇难。国民党军的这一暴行，再次暴露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极端仇视和破坏国共合作的险恶用心，也引起了其他游击区的强烈愤慨和警惕，进一步加剧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由此可见，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过程中，尽管面临着各种误解、背叛和危险，但广大游击队员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抗日救国的正义事业，不为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动摇。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困境中坚持斗争，最终完成了改编任务，成为了抗日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