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文果（VincoeMushrush），1906年出生于美国，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丹佛的Presbyterian医院护士学校。她于1935年9月下旬受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协会的派遣来华，先在北平学习了一年中文，后在1936年秋天来到南通基督医院（南通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担任护士。
日机轰炸中飞奔救人
麦文果到南通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4天之后的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麦文果是当时在现场仅有的两个美籍医护人员之一。她们立即组织员工抢救伤员和受困人员，从大火中救出40余人。
麦文果在《轰炸南通州》中描写当时的情景：“突然听到飞机再次来了，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破碎的窗户玻璃从头顶掠过。我向外看浓烟四起，分辨不出炸弹落下的具体位置……我穿过树篱来到医院南边，许多人都聚集在门房那里。有一位脊柱结核的病人躺在病房楼附近的地上，我用双手将他托起，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我将一个背部受伤的实习护士扶了出来。一个男病人从二楼跳下来，周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冒着危险帮助我一起将他接住，避免他受伤。在二楼的屋顶，眼看着火焰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无助的绑着石膏的小男孩蜷缩在楼顶绝望地啼哭，我让他跳下来，但他受了惊吓，根本就不能动弹了。一位工友拿来梯子……我义无反顾地爬了上去，救下了小男孩……”
为了避免医院再次遭到轰炸，麦文果想方设法制作了一面星条旗。由于缺少合适的材料，她将白床单撕成长条，用红药水将其中一半染成红色，星星则用她蓝色的法兰绒护士披肩裁剪而成。之后，她将这面自制的美国国旗在残存的大楼上挂了起来。
设置“难民避护所”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占领南通城。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教士，占领南通的日军还是有所顾忌的。麦文果明确地告诉日军，不管发生什么，她都要待在这里。麦文果的特殊身份，使教会的房舍成了南通的“诺亚方舟”。
次日，一名伤员被送到麦文果面前。麦文果一看伤员是腿伤，且伤到了骨头，有点忐忑地说：“我只是个护士，恐怕不能够处理如此严重的伤病。”对方的回答却是：“我们跑遍了城里的每一家医院，连一位医生都没有碰到过。如果你不能救命，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疗伤了。”形势所迫，麦文果不得不用自己有限的医学专业知识，开启了她救治难民的历程。
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强奸，200名左右南通城内的老百姓（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涌进医院旁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就这样形成了。但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间，麦文果收治了400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医院和崇英女中来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挤满了伤员，她甚至把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麦文果倾其全力，还请来护士潘凤鸣、陈淑瑾帮助工作。她将自己的蚊帐、被面撕成布条，蒸煮后权作绷带用。
在4月30日的信中，麦文果这样描述她的近况：“南通就像地狱一样。我每天早上6点穿上白大褂，一直忙到晚上10点或11点，然后倒头就睡……昨天晚上还来了一个可怕的烧伤患者（那些强盗干的），她的胸部、腹部、臀部和腿部简直惨不忍睹，难闻的气味差点把我熏倒。暴行的残忍，让我无法接受。晚上最终包扎好创面，那气息始终萦绕在我身边，我勉强喝了一点点汤，早早睡了。”信里还提到了她在经济上的窘迫：“我仅有40美元，厨师跟我说燃煤只够3个星期。伤病员不断涌来，又不能见死不救，将他们拒之门外。”
据麦文果统计，难民营里最多时住了500多人。她写信前的8个月里，月平均人数是376人。
成立基督红十字会
为了报复民众的反抗行为，侵华日军甚至整个街区地焚烧民房。房屋里的老百姓逃命时，日军肆意地用机关枪扫射。1938年5月16日，麦文果在给友人信中写道：“5月3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枪声在西门外响起，接踵而至的伤员躺在走廊和庭院的担架上，到处是血，我不停地包扎止血，我的鞋被血染污，双手被血浸湿，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5日，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放火烧毁了仓库和民房，还用机关枪疯狂扫射着从火房子里逃出来的老百姓。我看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大院的人被射杀，便立刻让工友打开大门，他们大都是妇女儿童，这一天难民营新增了200多人。”
大量难民的涌入使麦文果在经济上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她已经无法从南京基督会总部取得款项，倾其所有才7美元。麦文果还拿出30美分资助一名衣食无着的实习护士，让她用这些钱可以买到几天果腹的粮食。危难时刻，麦文果在《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回忆：“南通那些不信教的仁慈的乡绅找到我，提议建立一个组织，筹划一定钱财，由我来调配，推举我为会长，并取名‘南通基督红十字会’，目的是以基督的精神来帮助穷人。”于是，南通基督红十字会成立，麦文果为会长，汪志培为副会长。
在最艰难的时刻，南通地方士绅和国内外爱心人士向麦文果及其避难所伸出援助之手。麦文果1938年12月20日在给朋友的信里回忆道：“病员与难民所需的食物、药品器械所剩无几，我也无力去购买。就在我们用完最后一块纱布时，一位邻居捐赠了一批纱布，有人还运来了两大车米。随后又有更多的纱布和米送来。”其后，他们又争取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援助的药品、大麦片等救济物资，以供应难民和伤病员的食用。
无悔南通岁月
困境中坚守的麦文果始终乐观，在致马轲的信中这样写道：“能够留在这里，观察发生的一切，接收捐赠，给需要的人以帮助，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特权……我的身体健康又恢复如初，不过瘦了一点。有时我也觉得厌倦所有这一切，要从这里逃离，不久又会重新振作起来，世上任何东西都不会让我交换我在这里的存在。”
1939年8月，麦文果离开南通去芜湖基督教卫理公会工作。回顾自己在南通独自支撑、勉力救助难民和伤员的岁月，麦文果在《“扫荡”带来的灾难》中写道：“过去的一年里，我随床护理了89个病人，接诊了1000多个门诊病人，为900人接种了伤寒和霍乱疫苗，为200个儿童接种了白喉类毒素。当我躲在树下寻求庇护时，南通城里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但我的努力终于感动了许多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自愿来帮忙。本地商人捐赠了纱布、做绷带的棉布、大米和13000元法币。救助工作一项项地开展起来。除了医疗工作，1年里我们向3000个无家可归的人发放大米，直到新的一茬庄稼成熟起来，那也正是一年前被烧毁的麦子长到的高度。整个一年，我们触及着整个城市的生命与灵魂。”
1940年，麦文果回到美国。1941年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麦文果说，她还想着要回中国。1997年6月27日，麦文果去世，埋葬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谢里丹路2900号的杰斐逊兵营国家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