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里娃”到革命战士

我的父亲褚水林，1927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梁弄镇晓云乡外大山村一个农民家庭。我祖父靠给地主和富农当长工、短工，祖母靠编竹篮子、扎扫帚，抚养了五个孩子。父亲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不到7岁便帮家里放羊、捡柴，没上过一天学。

在抗击日伪前线

梁弄镇是姚南重镇，位于四明山腹地，是附近十里八乡大宗土特产的集散地。占据梁弄，可控制整个四明山区。1941年4月，日本侵略者攻占余姚县城，国民党在城内的党政机关退至梁弄。四明山区老百姓既受日本鬼子欺凌，又要挨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敲诈，日子苦不堪言。

为了打开当地抗日局面，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对外用“第三战区三北游击纵队”番号）于1943年4月22日晚开始攻打梁弄，经过17个小时的激战，于23日解放了梁弄。随后，浙东区党委、游击队司令部先后进驻梁弄横坎头和小源和，父亲所在的村经常有游击队来活动。政工队员到村里帮百姓干活，开动员会，号召大家团结抗日，让父亲看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萌生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念头。

1943年9月，刚16岁、被家里订亲的父亲在迎亲前一天逃婚参军，由时任中共姚虞县委书记陈布衣介绍，到上虞县大岚区委交通站任交通员。父亲的任务是传递情报，常独自穿过敌人据点，经常是把情报带到目的地时，部队已转移了。父亲就去追部队，有时吃不上饭，有时被大雨淋湿，但心里只有“一定要把情报送到”的念头。八个月里，父亲完成了91次送情报的任务，被部队首长夸“小小年纪，这么勇敢，好样的”！

1944年1月5日，三北游击纵队在梁弄横坎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2月10日，得悉伪军田岫山部驻扎在前方村一带，该部当夜分路奔袭前方村。11日凌晨，战斗打响。战士们打得非常顽强，很快攻破了田部第一道防线，但敌人不断增援，我军伤亡严重，被迫于当日午后撤退至桃花岭。父亲协助掩埋牺牲战士的遗体，非但没有害怕、动摇，反而更坚定了革命意志。

1945年5月29日，浙东游击纵队对驻第泗门的田岫山部伪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队发起进攻，战斗打响，首长派我父亲把情报送到前线的五支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父亲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腹部，肚子裂开，肠子都流出来了，但想到情报还没送到，就咬牙站起来，用山涧水把肠子洗完塞回肚子，再用绑带捆住，拄着棍子，跌跌撞撞地继续走。父亲把情报送到五支队后，就昏了过去，等醒来已在医院。父亲住了二十几天院，伤口还没痊愈就要求出院。院长拗不过他，就吩咐他出院后注意换药、伤口不要碰水等等。回部队后，伤口还是感染了，导致父亲腹部留下碗口大一块伤疤。

在浙东隐蔽斗争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消息传来，军民欢欣鼓舞，中共南山县委、县政府召开庆祝抗日胜利大会，近6万军民参加。听着县长朱之光的讲话，看到会场热烈的场面，父亲以为能过太平日子了。

可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不承认浙东新四军抗日的事实，不承认中共浙东地方组织及其领导下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奸党奸匪”，欲灭之而后快。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作出极大忍耐与让步，于9月20日电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七天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很多同志对此想不通，情绪低落。首长解释，新四军之前打鬼子是为了老百姓，这次毛主席叫我们北撤也是为了老百姓。大家才想通了。

上级又发布命令：伤病员一律留下，安置到老乡家中；身体不好的同志也回家。父亲看到很多战友流着泪离开，非常难过。他跟准备北上的战友们一起，不分昼夜地打草鞋、备干粮。就在北上准备工作快要完成时，司令部张参谋找父亲谈话，说要留下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坚持原地斗争，父亲是本地人，留下便于隐蔽。父亲表示不愿意离开部队。张参谋说：“还有很多干部也要留下。你们留下是暂时的，大部队很快就会回来，只是你们留下的同志会非常艰苦。”父亲说：“我不怕苦！服从首长安排！”留下后，父亲在姚南晓云乡工作，担任地下党组织与地方革命武装之间的联络员，归黄连同志领导。

白色恐怖重新笼罩四明山区，国民党军警特务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民兵、农会骨干，并散布谣言：“三五支队（群众对浙东游击纵队的称呼）都走了，留下的都是土匪，他们的日子也到头了。”他们还强令群众每夜巡逻、放哨，如发现“奸匪”不报警，就以“窝藏罪”砍头示众，导致留下的50余名伤病员不是被枪杀，就是因医治不及时而牺牲。除了暴露的同志，掩护伤病员的群众也被杀害。四明山区的老百姓依旧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1946年1月，隐蔽在屏风山的刘清扬、陈布衣等领导在避开国民党“清剿”后，派黄连带我父亲等人下山了解敌情。之后，首长们研究决定：为接近和发动群众、更好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离开屏风山。1月下旬下山后，他们先在大俞住了八九天，2月2日在左溪乡南黄村“公馆”（在四明山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选择山上隐蔽处自搭的草棚，藉以住宿和工作，以“XX公馆”为代号）过了春节。

2月中旬，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驻余姚的国民党军到梁弄“雪天清剿”，妄图将坚持斗争的我干部战士困死、饿死、冻死在山里。父亲跟随首长，一天转移好几个地方，常常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父亲觉得东躲西藏太憋屈了，便提出回部队，跟敌人真枪实弹地干。父亲的领导、大岚区特派员黄连就经常找父亲谈心，给父亲讲革命青年必须听从指挥，服从组织安排的道理，还讲了党的性质和任务，并希望父亲入党。在黄连的培养下，9月，经黄连、褚孝各两位同志介绍，父亲光荣入党。由于父亲历史清白、家庭成分好、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党组织决定他直接转为正式党员。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父亲决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47年1月，蒋介石数次电令浙江省政府限期消灭“四明之匪”。这次敌人采用“拉网式清剿”。陈布衣、朱之光等决定区乡干部留原地监视敌人，一有敌情，马上把情报传递给武工队；武工队则分散吸引敌人，使敌疲于奔命。国民党一个多月的“清剿”又告失败。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游击运动已开始的地区要采用大刀阔斧的方式展开各项工作，并向恢复游击根据地的方向努力”的指示，坚守人员从隐蔽坚持转向武装斗争。到年底，四明山武装斗争的局面打开，成为浙东游击战的立足点和依托。

1948年1月8日，四明工委召开临委扩大会议。其间，父亲和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值勤，做好安保工作。29日，四明工委召开工委会议，贯彻浙东临委扩大会议精神。这天拂晓，首长们冒雪刚走到半山腰时，山顶、山腰、山脚同时响起枪声，遭遇来“清剿”的国民党浙江保警队华松部的三路包围。警卫人员为引开和分散保警队兵力，边打边往两边撤，父亲因熟悉地形，带领首长们先往横向山上撤，再往山下撤，搞乱脚印，最后转到山顶，在一块大岩石下的雪堆中隐蔽至傍晚。与会人员最终全部安全撤离，父亲立下大功。

在五支队的战斗

1948年4月，上级决定把父亲调到四明山的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担任陈布衣司令员的通信员。那时部队枪弹、药物不足，还被国民党军“追剿”，伤亡很大。5月21日，三支队与五支队会师后，行军到晓云乡大山村。父亲打算回家拿点吃的、穿的，还没到家门口，就听到枪声。原来“浙保”集中了几个营兵力，向三支、五支扑来。临委与支队领导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顶住敌人，其余人向东面的牛塘村和南面的冬青村转移。夜间短兵相接，三支、五支打退了敌人轮番进攻。第二天，父亲跟随陈布衣、朱晋康（三支队大队长）带领三支队一个排和五支队一部转移至牛塘，控制制高点，与跟踪而来的敌一个营交火。激战中，我军两名战士牺牲，朱晋康负重伤。夜晚，战士们从牛塘村旁的悬崖陡坡上滚下来，撤离。23日，他们在南山乡红岭与主力会合，可一小时后，200余敌人跟踪而至。三、五支队分头出击，战斗了一天，毙伤“浙保”十余人。

牛塘、红岭战斗后，部队在东茅山、上王岗、泥镬村一带驻扎下来，首长们决定：要摆脱“浙保”的尾追，一定要狠狠打对方一次，灭其锐气。28日，国民党军调集数倍于我的兵力来“清剿”。三、五支队先在上王岗和东茅山一带占据有利地形，上午8点战斗打响后击退敌多次冲锋。父亲在战斗中小腿被弹片擦伤仍不下火线，坚持到天黑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前后，父亲为照顾伤员，七天只吃了三顿饭，转移途中更是连续三天没吃饭，咬牙坚持下来。

6月10日，浙东临委为加强四明工委领导的武装力量，决定将五支队归属四明工委领导。鉴于父亲在作战中机智勇敢，陈布衣派他给时任中共浙东四明工委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的薛驹（山西运城人）当警卫员。

警卫员除了要保护首长，还要保护首长的文件。11月1日晚，首长们在箬岙村附近开会，结果因保长告密，被敌人包围了。父亲掩护首长撤退，子弹打光了。眼看敌人要上来了，父亲烧毁文件资料，砸碎枪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想到敌人打了几枪就撤了。第二天，父亲找到薛驹，薛驹直夸他机智，此后一有空就教他识字，跟他讲革命道理。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老家奉化溪口。溪口成立了“保安司令部”，调集了大量部队为蒋“护驾”。1月28日、29日是农历除夕和正月初一，部队在沿江区夏巷村和赵家园开庆祝“三次战役”胜利的大会，首长们向大家敬酒，会后还有演出。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余姚滩簧“蒋介石哭灵”。

2月中旬，国民党军又发动“清剿”，来势汹汹，妄图歼灭我四明主力。2月14日，四明党组织发出了“反清剿反封锁”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为解放四明、夺取最后的胜利而战斗。经过两个月战斗，至4月中旬，这次“清剿”又以国民党军失败而告终。

5月5日，首长们在大岚开会，布置解放前夕工作和解放大军渡江后的接应工作。部队于6日从鄞西密岩出发，7日进驻梁弄。22日下午，薛驹派陈干金去向解放军汇报余姚城内敌情，让父亲也一同前往。23日，解放军66师和65师在姚城会师，余姚解放！25日，余姚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薛驹任军管会副主任，我父亲则被上级安排新的工作。要分别了，父亲心里很难受，薛驹鼓励他说，相信他一定能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父亲向薛驹敬了个礼，响亮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我父亲从一个“山里娃”，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