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烈人在宝应抗战中

1941年冬，遵照新四军领导人的指示，刘烈人以18旅政治部民运科长名义，去宝应地区开展工作。在这块日、伪、顽势力交织的复杂地区，刘烈人以统战为矛、民心为盾，在短短两年间，将宝应发展为稳固的抗日堡垒。

刘烈人所带领的民运工作队员都是从苏（州）常（熟）太（仓）地区撤退过来的一些进步青年，如王维、杨琪华、徐平波、胡明、汪良等人，其中有8名党员，公开活动名称叫服务团。刚进临北（临泽界首公路以北），他们根据党的统战政策，采取择善而交的方法，凡是愿意抗日的人，都一一争取。伪乡长徐震之——这位身兼地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与伪职的“多面人”，被刘烈人以“明应敌、暗抗日”的策略成功争取，使之成为“两面派”的乡长，到1942年6月正式成立湖东行署时，又成了郭桥乡抗日民主政权的乡长。

对农村知识分子的争取同样精彩。小塘河小学教师雍有美因群众口碑良好，被发展为秘密宣传员，工作队委托他通过社会关系搜集敌伪情报，向学生、家长及亲友传播抗日主张。1942年清明节前，雍有美经严格考察被吸收入党。另一位关键人物冯立生，作为交大毕业生，创办“冯氏补习团”，教授文化课程，帮助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干部。

宝应水乡大刀会势力盘根错节，其“三不打”口号（一不打皇军，二不打中央军，三不打新四军）暴露骑墙本质。民运工作队接过这一口号，改为“两不打、一要打”——“不打新四军，不打抗日的中央军，打鬼子、保家乡”。大刀会虽是地主武装，但多数会员是受压迫、剥削的贫雇农。这种情况成为便于开展工作、争取和团结一道抗日的突破口。针对掌控“七乡联防”的刀会头目杨成林（其势力覆盖团庄、苏金垛、柳堡头等地），刘烈人采取“先拉后改”的渐进策略，表面上承认杨成林的联防体系，支持其“保境安民”口号，暗地在刀会建立民兵基干队，把武装转到可靠的贫雇农手里，同时将有势力的刀会头目“礼送”武委会担任虚职。这一“温水煮蛙”式的改造，既避免激化冲突，又实现了对地方武装的彻底掌控，为根据地消除了腹背受敌之患。

经济斗争是凝聚民心的关键。宝应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触目惊心：除地租外，农民还需缴纳“请酒费”、“水车费”、“石磙子费”等等。对此，刘烈人领导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租子不是不交，但要打个折扣，不合理的费用一律废止。而对那些顽固坚持不减租减息的，则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坚决斗争。通过减租减息，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对共产党、新四军更加拥护了。

随着群众基础的夯实，宝应抗日政权从“星火”迈向“燎原”，1942年5月宝应湖东工委成立，刘烈人任书记。1943年春，淮（安）盐（城）宝（应）办事处成立，彭冲任主任，刘烈人任副主任。5月，中共宝应县委、县政府在安丰成立，刘烈人任县委书记兼县长。这时，我党领导的基层政权，除原来宝应南部的3个区外，又发展了安丰、曹甸、射阳、张桥、黄浦、石塘等6个区。这就为带领宝应全县人民一致抗日、争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抗战时期，刘烈人还先后担任过中共长兴县委书记、中共太湖工委书记、中共江阴县委书记。他的宝应抗战经历，就是一部统战智慧与群众路线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