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他是人民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他和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 （今《解放军画报》）、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影像资料、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现如今，不论是在哪一家博物馆，还是在课本、报刊杂志、新媒体文章、摄影展览，只要是关于抗日战争历史，他的作品从不会缺席。他就是被誉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的沙飞。

崇拜鲁迅，立志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高小毕业后，他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14岁的沙飞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北伐战争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于1932年初调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安稳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使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反映的是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一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鲁迅用文学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发出呐喊，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这年9月，沙飞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在上海，他与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并为之拍照。沙飞拍摄的鲁迅在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从此，沙飞闻名遐迩。但此时的中国危机四伏，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昭然若揭。1937年1月初，沙飞到达广西省会桂林，18日，他在《桂林日报》发表诗作《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十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

奔赴华北，把相机当作杀敌武器

1937年8月15日，沙飞在《广西日报》发表了《摄影与救亡》的文章，文中写道：“……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

随即，沙飞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沙飞先到山西太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全民通讯社”任新闻摄影记者。9月，沙飞到平型关前线采访，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不久，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成为了我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1939年2月，沙飞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科长。这是八路军，也是我党第一个专业的摄影机构。

在晋察冀根据地是沙飞摄影创作的黄金时期，《战斗在古长城》系列作品是他的代表作。在保定涞源，沙飞以其敏锐的摄影视角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察觉到了古长城所承载的抵御外族侵略的象征意义。于是，他连续两个月将镜头对准长城脚下的战士们，精心创作出了名垂摄影史的经典作品。这个以长城为背景的系列作品，包括《塞上风云》 《卫士》 《八路军在长城上行进》 《八路军收复插箭岭》等。之前，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了很多日军在长城上嚣张的照片。沙飞是国内第一个用照片反映中国军队在长城上抗击敌寇的人，在舆论上给侵略者以有力还击。这些照片一经发表，犹如声声号角，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信心，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脊梁。

在晋察冀前线，沙飞还与从延安来的白求恩大夫因摄影结缘。沙飞会讲英文，与同样热爱摄影的白求恩一见如故。在白求恩因手术中手指被刺破感染败血症憾然辞世时，其遗嘱上有一条简短留言：“照相机给沙飞”。这短短六字，足以见证沙飞和白求恩之间深厚真挚且跨越国界的友谊。后来，沙飞就是用这部“莱丁那”相机拍摄了大量的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珍贵历史照片。

从沙飞的镜头里，我们也得以看到一个鲜活且多面的白求恩形象：他专注地为战士们做手术，那眼神中透露出的专业与执着令人敬佩；他与战士们亲切交谈，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仿佛在给予他们无尽的力量与安慰……其中，抓拍的《白求恩检查八路军战士伤口》 《白求恩做手术》两幅照片展示出战争的激烈和白求恩的视死如归，成为各大书籍和杂志纪念白求恩时必选照片。

为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1938年12月，沙飞萌发了举办战地影展的想法。他和战友们紧张筹备，把一年多来拍摄的晋察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照片底片印成小样片，贴在黄板纸（俗称“马粪纸”）上，再缝在长条布上，挂在了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的大庙里。1939年元旦，“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正式展出。八路军官兵和周围数十里村庄的百姓前来争相观看。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后，聂荣臻还特意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沙飞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赏。

筹办画报，让更多人了解抗战

摄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飞又开始酝酿筹办画报的事。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指角沟正式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社长）、罗光达为副主任（副社长）、赵烈任政治指导员，全社100余人。6月，沙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因工作劳累和环境艰苦，沙飞患上了肺病，废寝忘食的工作和采访令他的病情一度严重到咯血。为了早日出版《晋察冀画报》，沙飞用热毛巾敷住胸部，缓解咳嗽。终于在7月1日这一天，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晋察冀画报》 （创刊号）问世了。为扩大画报的国际影响，创刊号文字说明采用中英文对照，由多位国际友人帮助校订，发表的150幅新闻照片，其中82幅是沙飞的作品。随后，《晋察冀画报》 （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了1000册，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到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大后方重庆、边区党政军民各单位，以及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强烈反响。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称赞为“文化的鲜花”、“了不起的创举”。

沙飞特别注重对摄影底片的保存。他经常强调：“摄影底片是画报社的命根子，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缩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珍贵资料。”1943年12月9日，画报社在冀西阜平柏崖村遭遇日军突袭，沙飞和通信员赵银德在黑暗中每人摸到两只装满了摄影底片的牛皮箱向外突围。他们不顾生死，赤脚在冰天雪地跑了数十里，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合围。

在这次突围行动中，包括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牺牲。沙飞双脚被冻坏，险些截肢。

精神创伤，造成历史的遗憾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时候的沙飞，因为目睹了日寇太多的惨无人道，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患上了严重的“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对日本主治医生津泽胜很抵触。加上当年在鲁迅的葬礼上，沙飞听到关于“日本人毒害鲁迅先生”的议论，这更加重了他对津泽胜的疑心。他对妻子说：“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鲁迅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又来害我……”

1949年12月15日，沙飞出院。津泽胜最后一次查房，交待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当他离开后，沙飞又让警卫员将其喊回，刚一进门，沙飞掏出手枪对着津泽胜连开两枪，一枪打在额头，一枪从左肩偏过，津泽胜倒了下去。之后，沙飞又用肩膀撞开冲上来阻拦的两名警卫员，冲着津泽胜额头正中开了致命一枪。

受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的限制，很难对沙飞的精神状况作出准确而及时的判定。迫于国际舆论压力等诸多复杂因素，1950年3月，华北军区军法处宣判沙飞死刑，立即执行。沙飞被处以极刑后，组织上专门作出决定：一、沙飞不是反革命；二、不牵连妻子；三、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的，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1950年2月24日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同志的党籍。

沙飞走了，但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