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期●征战纪事●

我的红色印记

作者:黄圭彬

我1921年12月出生在上海浦东,10岁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国军民群情激愤,我幼小的心中也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愤怒。

在上海读中学,华东女中入党
  高中阶段,我在上海华东女中读书,就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行列,参加了“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因表现突出,1940年9月8日,我由两位同学朱孝宜(后改名王丽英)、周章美(后改名周庄)介绍入党。我在欣喜之余,感到肩上有了使命与任务。
  入党以后,我任市学生协会联络员兼华东女中学生会执行委员。华东女中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两年半的学习、工作培育了我的初心,让我从救亡实践中担当使命,为我的人生开了个好头,指明了前进道路。

服从党的安排,开启新的征程
  1941年秋季,我在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读书,参加“学协”(领导有刘长胜、刘晓等)的工作。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随着形势的变化,党组织决定我和另一位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女党员庄佩琳(1939年4月入党,对外称是我的表妹)一道去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开辟学生运动。党组织精心安排,给我俩各准备了一份“国立暨南大学”的肄业证书,用作转学的有效证件。
  农历除夕,我们先到无锡的我舅舅家过年。大年初二,我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步行半天到了城南的建邺路(此处离中大近)。办入学手续并不顺当,除了提供有效证件以外,还要找个在南京市里任职的“保证人”。几经周折,我找了一位远亲顾遂香老伯(在南京伪教育局任职员),后接到了中大教学处的入学通知,作为“寄读生”。我先在教育系读书,后转入外语系学习英语。我们有了落脚点,得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1942年秋,柯建平同志(原名柯秀贞)和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她与欧阳仪同志轮流来联系我们。

抗日战争时期,在隐蔽战线上 
  自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受了8次毁灭性打击,8位党在南京市的主要领导人被杀害。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时,整个南京基本上已经没有党的地下组织。我们作为第9批党员,吸取沉痛教训,在陈修良书记的领导下,重建了中共南京市委和各级组织,并确立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白区工作方针。由于路线正确,我们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我们在离开上海前,被党组织再三叮嘱白区工作方针。到南京后,党组织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指示我们要按此方针开展工作,并要求我们知晓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历史文化风貌,充分认识抗日救亡时期南京的状况,思想上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1942年的南京是敌伪统治的中心,日本侵略军、日本宪兵、汪伪政府的机构遍布市区,全市工商业萧条,日用品匮缺,民众口粮质量低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如何开展工作?党组织指示紧紧抓住两条:一是坚持把16字方针作为铁的纪律,绝不能急躁暴露;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做到“勤学,勤业,广交朋友”。
  遵循党的要求,我们组建了“民社十姊妹”组织,由我、庄佩琳、芮琴和(在苏中宝应中学入党后考进中大文学系,属新四军二师系统)三人为主,以写作诗文为活动内容。三年时间,“民社”发展了4名党员,都是文学系、教育系的同学,组织中党员数从3人增加到7人。
  1943年初夏,我们参与了由中大东北流亡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和几个地下党员发起的驱赶反动校长樊仲云的斗争,迫使汪伪当局撤掉樊的校长职务。
  随着学运工作的深入,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从中大延伸到了市区各中学。我们利用汪伪之间的矛盾,开展合法斗争,发展抗日力量,削弱日伪势力。这其中就有值得一提的“干字运动实践会”消毒活动。
  “干字运动实践会”是中共党员何广鑫根据党组织指示,利用林柏生(时任汪伪宣传部长)想筹组一个学生团体以培植势力的机会,参与筹划组织的中国青年模范团的外围团体。林柏生任会长,何广鑫等几个中共秘密党员分别任学术组长、服务组长、组织组干事等。该组织中下层负责人均由地下党员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掌握,常态化开展活动,为党搭建了一个大平台,成为联系南京各校学生聚会的一处总指挥部。当时的汪伪政权中有CC派和公馆派两派,CC派以周佛海(历任汪伪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梅思平(历任汪伪工商部长、实业部长等职)为代表,公馆派以林柏生、陈璧君(时任汪伪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为代表。两派因鸦片专利、税收引发矛盾:CC派掌握鸦片的税利权,中饱私囊,而公馆派却毫无收益。公馆派想利用青年抗毒的行动打击CC派,并壮大本方势力,进而捞取政治资本。他们不惜代价笼络青年学生参与抗毒清毒行动,包括出资让学生团体组织“寒假生活营”,为100多学生在寒假期间免费供应食宿。林柏生亲自担任生活营营长,再派专员驻营总管,寒假过后继续资助“干字运动实践会”,开展各种活动。 在这个总指挥部引领下,清毒运动收获如下:迫使汪伪当局处决了大毒枭曹玉成;成立了全市性的清毒运动总会,由中央大学有威望的学生领袖厉恩虞(又名陈震东)、王嘉谟任正副会长;各中学成立了清毒分会;关闭了“宏济善堂特贷公司”(毒品产、供、销基地),削弱了日军侵华经济总部“兴亚院”的总管权。1944年以后,日本对华出口的毒品数减少了60%。

在解放区培训,迎接上海解放
  1945年秋,我从中大毕业后,先是在南京市模范女中担任教师。1946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解放区的淮安新四军华中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组织部长田辛,教务长周克)学习培训。在培训班期间,我们还听了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的报告。次年5月学习班结业后,我被组织安排到安徽省芜湖市,以萃文中学教师的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其间,我教英语,另一位同志梁子衡(中大土木系毕业)教数学。同年秋,芜湖支部成立,何明任支部书记,我任宣传委员,梁子衡任组织委员。1947年秋天,因支部一名党员被当局逮捕,根据上级指示,支委三人全部撤离芜湖待命。
  我秘密潜回家乡浦东,从事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梁子衡与我一起前来。为了便于潜伏和开展工作,我俩成家了。不久,中共上海市文委指示我们转入上海市区建立秘密联络点,我们的领导人是张承宗、陈虞孙。
  建立联络点需要钱。我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家道早已衰落。母亲知书达礼,尽管不知我要钱干什么,但相信我做的事肯定有意义,就卖掉了家中的八亩地,换得八根“小黄鱼”,交与我办事。经堂兄黄才松牵线,我用金条买下了南市区寿宁路文元坊(今寿宁路28弄26号)中一间带阁楼的房间作为秘密联络点,同乡在隔壁开了一家煤球店起掩护作用。我的工作一是印刻宣传品,秘密散发到学校、工厂和市民家中;二是将上线送来的铅印资料传给两位下线联络员。我的新家除了我们夫妇俩,还有母亲和堂妹,儿子则被安置在浦东乡下亲戚处。
  梁子衡在《新闻报》谋得一份职务,作为身份掩护,我则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在左邻右舍前。我刻印的传单虽然字数不多,但有宣传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消息的,有鼓励市民积极开展护厂、护校、护店以迎接解放的;还有针对性“攻心”,专门警告政府官员弃暗投明、不搞破坏作恶的。这些宣传品如果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后果不堪设想。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候,特务疯狂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甚至把平民当作共产党嫌疑人逮捕,我一个亲戚就是这样被抓的,幸亏水性好,在被押送途经吴淞大桥时跳河逃生。我们夫妇一直坚守在险恶环境中,联络点用窗帘作暗号:窗帘没拉上,表明人员安全在家;窗帘遮住,暗示不在家或者有特殊情况,联系人员就会见机行事。我利用家庭妇女的身份,装着赶早市去买菜、买早点,将宣传品塞进还未开门的商店里,投到学校和工厂里;白天则以逛街购物为掩护,见缝插针地将宣传品发出去。晚上,我在小阁楼刻印宣传品到深夜。尽管窗帘拉得很严实,有一次还是被特务的鹰犬、一个保长窥探到蛛丝马迹,半夜来敲门。幸亏早有紧急应对预案,闯进门的保长只看到缝纫机上正在制作的衣服,还有已经裁剪好的衣料。他东瞅西瞧,一无所获,只得悻悻地离开。这件事,再次给我们敲了警钟,要更加小心谨慎。
  外出传送情报和资料,也随时可能遇险。我经常装扮成乡下进城的大嫂,将16开大小、二三寸厚的铅印资料隐藏在装有芝麻或绿豆等农副产品的拎包里,分送到两处秘密联络点。
  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我携带伪装好的资料出门,走到西藏南路时,突然发现一队国民党军的宪兵巡逻。对方七八人横排着,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当时正是严冬,寒风萧瑟,行人稀少,我感觉如果迎面走过去,很可能被拦住搜查。长期从事隐蔽斗争的经验让我决定,先镇定自若地转身,再拐弯钻进身后一条弄堂里。我见一老太正在生煤球炉,就装着肚子疼,向老太讨杯热水喝,很不经意似的将拎包放在炉灶旁的凳子上。过了好一阵,估摸宪兵走远了,我装着腹痛缓解,又拿出些土产品赠给老太表示感谢,才告辞。
  1949年5月,当从广播电台里听到上海解放的新闻时,我激动万分。几天后,我的妹妹黄吟斌(原名黄银彬)回来了,给了家人一个意外的惊喜。原来,抗战时才18岁的妹妹在浙东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历经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这次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0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打量着腰间别着手枪、英姿飒爽的妹妹,我们母女三人激动相拥,热泪夺眶而出。此时,我们才得知,多年杳无音讯的妹妹已是20军战俘营的管理大队长,曾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

立足教育事业,永葆党员本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教育战线工作了30年,1983年离休。离休后,我在宝山区教育学会担任副会长、顾问,又在虹口区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讲师团”从事宣教工作十年,其间于1997年被评为“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到今年9月,我将迎来入党85周年的纪念日。我虽已年老,但从2020年开始,坚持写读报后的心得体会,现已写完十多本。我还通读了《资本论》一遍,《共产党宣言》两遍,有时抄写一些喜爱的文学作品。我作为教育界的一员,要遵循习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人民教育家于漪“理想就在岗位上,信仰就在行动中”的理念,继续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