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战斗岁月

今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同志就义90周年。瞿秋白在1935年2月被捕时的重要职务之一，就是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社长，而红中社就是新华社的前身。

奉调苏区    领导红中社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叶坪乡成立，红中社于11月7日创建，与同年12月11日创刊的《红色中华》报是两块牌子，同一班人员。《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也是红中社文字信息的主要载体。1933年底，中共临时中央通知在上海的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以下简称苏区），就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工农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瞿秋白到达苏区上任后，中央又委派他担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领导。
　　瞿秋白自1919年至1934年先后创办、主编、编辑过一系列党的报刊，开创并积累了早期办党报党刊的实践经验。瞿秋白在瑞金担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整整一年，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亲力亲为、倾囊相授，克服人少事多条件差等困难，采取多种方式，把新闻报道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使红中社发挥了党的喉舌应有的作用，营造和引导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面舆论，一直到最后一刻。

努力办报    积极发挥红色政权喉舌作用
　　瞿秋白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苏区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与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一场又一场艰苦的战斗。打仗成为中央苏区一切工作的中心。《红色中华》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宣传报道，推出了一系列介绍前方英勇作战、后方积极扩红的文章，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贡献力量。1934年3月29日，瞿秋白用笔名“维嘉”在《红色中华》第168期上发表了《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的文章。这是他在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节省粮食，保障红军供给，保障广大群众在今年青黄交接时粮食的供给，预防今年的粮食困难，这一工作，对于我们战争的胜利，对于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都有决定的意义。”接着，他把自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得出的种粮、收粮、护粮、节粮的建议写在文章中，以供苏区各地党组织参考。在文章最后，他提示读者要顾全第五次反“围剿”大局：“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项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鉴于苏区春耕生产与第五次反“围剿”时间交织，如只抓反“围剿”就会顾此失彼，人民群众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影响。于是，瞿秋白在1934年4月3日第170期《红色中华》发表了《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一文，写道：“为了保卫苏维埃的利益而进行今年的春耕，要求百分之百的完成我们的春耕计划，增加我们的农产品，多收谷子、棉花、蔬菜和杂粮，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不至受到粮食困难，使我们能够充裕红军的给养，使我们能够在敌人的封锁中，组织更大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封锁与‘围剿’……已经是准备莳田种棉的时候了，战斗啊！”在这篇文章的感召下，中央苏区的春耕生产掀起了高潮。这一年，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的粮食合作社达到了1万多个，拥有股金24万多元，入股社员24万多人，有力推动了粮食生产，支援了红军。
　　1934年的苏区，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抗日作为重要任务。为了加强对这一重要任务的宣传，瞿秋白以“维嘉”笔名写了长篇政论《中国能否抗日》，从1934年6月23日到7月7日分五期连载在《红色中华》上。这篇文章热情地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唯一领导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号召要团结“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周围”，“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文章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和人民组织程度，用事实澄清国民党散布的悲观论调，得出中国“有力抗日”的坚定结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为了确保报纸的可读性，经过瞿秋白同红中社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红色中华》的栏目设置日臻完善，内容逐渐丰富。报纸除设有“社论”、“要闻”、“专电”、“中央政府文告”、“赤色战士通讯”等常规性栏目，还设有揭露苏区内部落后现象的“突击队”、“铁锤”、“铁棍”、“无产阶级铁锤”等专门性栏目，针对民众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疑问进行解疑释惑的“问题与解答”、“法令解释”栏目，以及刊登判决书和决议案的“苏维埃法庭”栏目等。《红色中华》还根据一定时期宣传报道的需要，开辟一些非常规栏目，如1934年6月23日，开辟了“反日战线”专栏，主要报道苏区内外的反日活动。瞿秋白还狠抓了报社的基础建设，成立了旨在联系基层的通讯部，创办了指导通讯员写作的内刊《工农通讯员》，进一步健全和扩大了通讯员队伍。这些措施有力地提高了报纸的质量。《红色中华》的发行量最高时约5万份，是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临危受命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决定撤离苏区长征北上。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任留守苏区的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部长等职。毛泽东对此曾评价说：“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1934年10月3日，《红色中华》出版第240期，即长征前的最后一期。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苏区日益艰难的条件下，领导红中社的留守战友谱写了党的新闻工作中英勇无畏的红色篇章，其中充满了激扬的文字、奔腾的热血和坚定的信仰。这时的报社人手更少、稿源更缺、印刷发行条件更差。但瞿秋白不顾病体折磨，一人顶几人用，硬是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这期间，《红色中华》在苏区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一切照旧。而且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具体行动情况。这期间，瞿秋白他们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这24期报纸，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5年1月21日，瞿秋白主持出版了在苏区的最后一期《红色中华》。2月24日，他在福建长汀水口镇小迳村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6月18日，他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报刊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出了较系统的党的新闻工作理论、原则、任务和方法，为党报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瞿秋白在红中社工作的一年虽短暂却留下永恒的光芒，他和红中社苏区留守人员用勇于牺牲的精神，书写了中国革命新闻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