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有记日记的习惯。1941年3月29日,他记录了一连串工作:到政治部作报告、修改部队十大制度、制订后续教育计划……在这些重要工作记录的间隙,他特地记了一笔:“张元培已回至盐城。”第二天,他就会见了张元培,当天在日记中记录:“张元培来此谈情况。”
张元培是何许人?为什么他刚到盐城,赖传珠就急着找他谈情况?谈的又是什么?
皖南事变后的困难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的张元培,皖南事变发生时兼任第二梯队队长。部队被打散后,他在山林里日伏夜移,后经徽州、金华、宁波到上海,于3月辗转到达盐城。
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赖传珠任参谋长。让赖传珠最发愁的,是部队的吃饭问题。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军需处只能供给皖南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江北部队的粮食相当紧张,赖传珠只得动员大家勒紧裤腰带。他1940年4月7日的日记记录:“开会,动员节省粮食,规定每人每天吃粮1斤。”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诬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停止供给,更让新四军陷入了缺粮少衣、经费无继的困境。《江淮日报》 1941年4月12日报道,当年春,新四军指战员每天只能吃上两顿稀饭。后来制定“盐阜区暂行供给标准”,规定部队正常粮食需求是“主力部队每人每天吃大米1斤7两,或什粮2斤5两”。可见当时新四军粮食供应缺口之大。
张元培到盐城的前一天,即3月28日,赖传珠罕见地在日记中发火:“粮食已到一批,被二旅扣去20包,这完全是游击主义习气!” 4月13日的记录更是有些焦头烂额:“七旅来人交涉粮食……我血压高至160。”张元培的到来,正可解全军燃眉之急。
“粮秣总管”从军队到地方
张元培(1911.6—1981.10),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军实处处长,参加过长征,被称为红军的“粮秣总管”。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元培赴新四军任军需处副处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机构设置与八路军统一,军部改设供给部。张元培到达盐城后,即担任了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当时供给部宋裕和部长生病,由他代理部长工作。供给部的头等大事是筹集粮食。张元培到盐城次日(3月30日),赖传珠即找他“谈情况”,31日又继续“开会讨论经费、粮食问题”。
不久后,党在苏北设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粮食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向地方。华中局下达了“加强行政管理,健全后勤工作”的要求,刘少奇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建立、健全财经工作,这么多部队吃饭、穿衣,政府要保证部队的给养。”
4月26日,赖传珠请来宋裕和、曹荻秋(盐阜区区委书记)、喻屏(盐阜区区委组织部长),“商谈张元培的工作问题”。30日,赖传珠“到供给部谈工作,决定张元培任盐阜区粮食局长”。5月5日,赖传珠召集开会“讨论粮食局即粮食征收问题”。至此,张元培承担起过去从未做过的地方政权工作,走上了急需他发挥作用的全新岗位。
粮食局长大显身手
盐阜区是当时苏北主要的抗日民主政权,以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为中心,辖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淮安、涟水等7个县和涟灌阜边区办事处,是华中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1941年9月,盐阜区行政公署正式成立。此前,由于日伪连年抢夺战略物资,地方经济萧条、财政困难。这一时期,盐阜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财经领导,保证粮食供给。
张元培到任盐阜区粮食管理局(盐阜区成立前称苏北粮食管理局)之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逐步扭转了粮食困难局面,保证了全区军政人员(包括主力部队)3.5万余人的粮食供给,改善了群众生活。他回忆:从1941年4月到1942年3月调入“抗大”为止,短短一年间,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当时粮食的需要,也建立了一些制度”。
为保证粮食供给,盐阜区粮食局首要工作是清查田亩、征集粮食,组织建立了区、乡、保各级清查田亩委员会,推动清查工作顺利开展。1941年通过清查,增加田亩200余万亩(较前约增40%);废除原有的册书、粮吏,为征收公粮提供了可靠依据,也减轻了群众负担。
1941年上半年,盐阜区发生了春荒,加之根据地开辟不久,群众基础尚薄弱,粮食局除了组织广泛征收公粮,还积极向地主士绅借粮、发动捐粮。1941年夏,盐阜区共征得粮食1500万斤。当年秋,盐阜区大规模发动群众成立各级“农民抗日救国会”,帮助征粮、借粮;各县之间还开展竞赛。同年秋征粮具体数据虽未查见,但江苏地区秋粮产量通常高于夏粮,征收水平不会低于夏季。也就是说,1941年,盐阜区征粮当在3000万斤左右。如前文述及的“盐阜区暂行供给标准”规定,“主力部队每人每日吃大米1斤7两”,1941年盐阜区的供给量可达每人每日2斤以上,已不低于该标准。
1941年11月19日,赖传珠又找张元培,在当天日记记录:“要张元培来商讨粮食搬运办法”,并提出“全军尚需要补充250万斤粮食,才能供给到明年春季”。次日,赖传珠连续召集会议“讨论筹集粮食问题,分配政治部、特务团担任之”。这已不是盐阜区自身的问题,而是事关全军供给的大局。张元培全力以赴、多方筹划,组织粮食局和军部机关人员,保证粮食筹集和运输,弥补了全军粮食缺口。
除了粮食筹集,盐阜区粮食局还制定了粮食征收制度、粮食运输制度、粮食保管制度、垦荒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使后续工作能长期、规范地开展。
反“扫荡”中巧运军费
张元培在盐阜区粮管局工作期间,还有一件轶事。当时新四军军部设立了财政经济部,并开设江淮银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朱毅任部长兼行长、李人俊任副行长、吴为真(新四军3师参谋长彭雄的夫人)任政治指导员。财政经济部设财贸系统总支,由张元培任书记,吴为真等任支委。
1941年7月,日军集结兵力17000余人,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吴为真回忆,日机投弹炸毁了江淮银行仓库,造成军民伤亡,损失巨大。她去金库检查时,发现还有840枚银币来不及运走。这是新四军来之不易的军费,如何安全迅速地转移?她请示斗争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张元培,张元培果然有主意,说:“快去供给部领米袋,把银币缝在米袋里。”她立即领回仅有的30条米袋,迅速组织人将银币缝在米袋里,一番掩人耳目,使840枚银币得以混在其他物资中安全转运。
转移途中,他们在盘湾与日军发生了激战,部分队伍被打散。他们紧急召开支委会,考虑到财物多、目标大,决定分成小组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夜间行军,约定到设在阜宁周门的新四军军部汇合。
最后,他们闯过日伪层层封锁,安全抵达军部。陈毅军长一见他们,急切而风趣地问:“‘财神爷’来了,钱带来没有?”当得知“人财两全”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得很呀!正愁发不出菜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