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建立发展壮大与上海的关系（上）

四军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关系，新四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都得到了上海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上海成为支持新四军抗日的一个重要基地。以刘晓为书记的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其工作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并负责宁、沪、杭铁路沿线农村地区党的工作）正确贯彻党中央的城市工作路线，利用上海优势条件和租界的特殊环境，把公开、半公开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根据党中央指示，把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执行。

对新四军组建时期的支援

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发挥上海大城市的优势，从人、物、财力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动员城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项英对刘晓提出：由于新四军刚刚成立，要求上海多输送干部和战斗员给新四军；向社会宣传新四军，使广大民众正确认识、了解新四军；希望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支援；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用品。

上海煤业救护队集体参加新四军。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是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成立的，救护队在罗店、宝山、大场、江湾一线抢救伤病员。11月上海失陷后，租界沦为“孤岛”， 煤业救护队在中共党支部书记叶进明、共产党员王公道和队长忻元锡等率领下，组织100多名队员带着25辆汽车，于1938年1月在南昌集体参加了新四军。接着，按照军部命令，用救护队带来的汽车，把分散在8省14个地区数以千计的游击队指战员和伤病员迅速运到安徽歙县岩寺集中。叶进明、忻元锡又担负起后勤兵站的领导工作，继续负责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叶进明等回上海通过地下党和社会关系，筹集了资金和设备，在军部办起了印刷厂，印刷军用地图，出版《抗敌报》，在皖南办起了多个战地工业服务社。

新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李一氓赞扬说：“上海煤业救护队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战，对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后方勤务有极大贡献。”原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陈丕显也赞誉煤业救护队是“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动员难民参加新四军。淞沪抗战时，进入租界的上海难民高峰时近70万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灾民难民委员会在租界办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中共江苏省委立即成立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陆续派了焦民（刘平若）、汤镛、周克、朱启銮、黄浩等党员干部去加强对难民工作的领导，在难民中秘密建立中共组织，发展了一批骨干分子入党，并且动员其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分三批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江苏省委以“生产自救、移民垦荒”这一公开口号，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慈善会的领导人赵朴初在上层奔走推动，得到社会各界同情和赞助支持。据赵朴初回忆，上海地下党组织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总数约有3000人，王尧山回忆有三四千人之多。杨堤（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辛（后曾任向阳红号科考船政委）等都是当时去皖南的，带队的汤镛、周林等一些党的干部也留在新四军工作，汤镛后任新四军军法处处长。

江苏省委对新四军这一支援，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中央认为：“能从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

向新四军输送干部。上海地下党利用公开的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的名义，先后派出两批上海人民慰问团去皖南军部，有六七十位同志留在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其中一部分是党员骨干力量。第一批称“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由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顾执中担任团长，职业界救亡协会的党团书记王纪华任副团长，团员中有职业界、妇女界、小教界、海员代表，还有随团的美国记者贝尔敦等，共计9人。慰问团第一次代表上海人民来到新四军，受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指战员热烈欢迎。慰问团活动结束后，姚惠滋和陈洁留下参加了新四军。慰问团返回上海后，带回新四军赠给上海人民的大批照片、图片资料和新四军缴获日军战利品，举办了展览和报告会。上海地下党还通过《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导报》《文献丛刊》《上海周报》等报刊杂志撰文宣传新四军的战斗情况和战绩，使上海人民了解了新四军，激发了上海人民的抗日热情。江苏省委又以上海地方协会派赴三战区“演剧团”为名，组织了第二次慰问团去皖南，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代表吴大琨、副团长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戏剧队队长扬帆。慰问结束后，除了团长吴大琨和党支部委员王元化回上海汇报工作外，其余六七十人全部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先后担任项英秘书，新四军军法处科长、处长，华中局敌工部部长等职。

接着，上海地下党又组织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队”“职业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服务团”和“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等到前线工作，其中，何士德、沈西蒙和金敏玉等三四十人都先后参加了新四军。

培养技术人才支援新四军。根据新四军迫切需要通讯技术方面人才的要求，上海地下党通过慈联会举办的慈联职业中学、神州职业夜中学的无线电训练班，为新四军培养和输送了38名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上海地下党还通过文化界救亡协会党团和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以第四中学补习学校名义办起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开设了现代知识讲座，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经济上支援新四军。新四军组建初期，上海地下党通过募捐、献金、义卖、义演等活动，筹集的款项和财物很大一部分支援了新四军。职业界、教育界、爱国工商界开展的捐献活动，上海广大群众中开展的献金活动，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永安公司职工的义演劝募活动，以及茅丽瑛（共产党员、当时是上海江海关的职员）为主席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举办的慈善义卖活动，为新四军募集了一批钱物。据《上海工运简报》刊载，捐献总额92万余元，其中工商界捐献金额17.85万元，还有龙头细布4000匹、胶鞋两万多双等。参加捐献人数超过10万人。

对新四军发展壮大时期的支援

新四军组建后立即投入对日军作战，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东进抗日。中共江苏省委积极配合新四军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大力发展上海郊县和邻近地区抗日武装游击队，然后转编为新四军主力，并配合新四军在上海的扩军工作，发动和组织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

发展上海郊县和苏南抗日游击战。上海地下党外县工作委员会逐步开辟了浦东、青浦东乡、嘉定西部、崇明中部4个抗日游击区，以及苏南地区的常熟东乡、无锡梅村、江阴武进3个游击据点，派出林枫、张英、杨浩卢等干部去加强苏南游击战争的领导。

1938年7月，上海地下党派何克希去苏南发展抗日武装，并经新四军1支队派干部帮助整编训练后，将该部统一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1939年5月，叶飞率新四军第6团1000多名指战员从茅山出发，至江阴与“江抗”会合，成立了“江抗”总指挥部，由叶飞任总指挥、何克希任副总指挥。东进部队一直打到嘉定，并夜袭浒墅关日军据点和上海虹桥机场。在战斗中，常熟“民抗”以及嘉定吕炳奎和青浦顾复生领导的游击队都参与了“江抗”的战斗，他们和其他一些地方武装又都先后编入“江抗”。“江抗”战斗的胜利大大激发了上海等地青年的抗日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江抗”。“江抗”从东进出发时的1000多人，到1939年9月西撤时已发展到5000多人。

“江抗”部队西撤后，留下来的36名伤病员在夏光、刘飞和杨浩卢等同志领导下坚持斗争，在1939年11月正式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并重建常熟“民抗”部队，由夏光和任天石分别任司令员。到1940年4月新“江抗”和“民抗”及上海郊县的青浦、嘉定等地游击队又发展到千人武装。这时，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带领一批干部到苏南东路地区，由谭震林任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对江苏省委下属的部队实行统一领导。谭震林还派出一些干部到上海开展扩军工作，据张鏖回忆，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从1940年9月到1941年7月，在上海扩军达1000多人。谭震林领导的这支部队在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18旅，旅长江渭清、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张英，全旅共3000余人，先后隶属第6师和第1师。

新四军第18旅的特点是上海兵特别多，据52团政治处副主任彭冲回忆，这个团约有近千名上海人，到处能听到上海人的口音，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同志知识面广，政治觉悟高，个个朝气蓬勃，是他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有的一个连大部都是上海人，实际成了“上海子弟兵”。有的回忆，52团、54团百分之八十战士是从上海去的，52团作战勇敢，有“老虎团”之称；54团文化水平较高，有“文化队”之称。

开辟浙东敌后游击根据地。浦东抗日游击队到1941年下半年已发展到了300余人，主要负责人有连柏生、朱亚民、蔡群帆、张席珍等。根据中央指示，为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浦东工委决定浦东游击队分批开往浙东三北地区（镇海、慈溪、余姚3县的北部），取得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3纵队番号。这时，华中局派遣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达浙东，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统一整编浙东游击队为第三、第四、第五支队（简称“ 三五支队” ），还有海防大队、特务大队等，共计1500多人，很快打开了浙东抗日局面。

1942年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游击队和地方党政组织。浙东游击队在上海人民和浙东人民的支持下，部队迅速壮大为3000余人。1943年12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号，命令部队改称号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由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下辖第三、第五、浦东、金萧支队，以及三北、四明自卫总队，还有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朱亚民被任命为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返回上海浦东地区继续发展浦东的游击战争。

支援苏北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成立，上海地下党支援新四军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苏北地区，主要渠道是配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输送大量人员、物资去苏北根据地。

1941年3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在上海成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派原东南局青委委员杨斌为主任。上海地下党为办事处调配了荣健生、张达平、李子民等30多名党员干部担任地下交通员，具体负责输送人员工作。椐荣健生回忆，从1940年底到1942年的两年中，由上海办事处经手送往苏北根据地的人员近2000人。人员中有党员，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学生和职员，并有一些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也有从皖南事变中逃出来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办事处还两次护送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波兰作家、记者希伯和夫人秋迪）去苏北根据地。

1942年，办事处在上海开设了“报关行”，秘密组织运输医药、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台等物资去苏北根据地。1942年10月，“报关行”被日本特务破坏，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于1942年12月撤销。杨斌等人撤到根据地，上海留下李子明、蔡平夫妇作为苏中区党委上海留守处。上海对新四军输送人员和物资的工作并没有中断，由田辛等地下交通员和新四军各师地下交通员继续进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