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至1938年5月，新四军组建时期，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8个省市的红军游击队奉命向皖南和皖西集中，同时留下一批干部和武装力量，建立了30多个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对外称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兵站等，一般称为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身处国民党统治区，面对军警特务的捣乱破坏，甚至袭击、逮捕等危险，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圆满完成了统战合作、物资与兵员转送、交通联络等各项任务，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联络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 妥善处理大量后方事务
1937年9月，项英和陈毅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谈判时，亲自在南昌建立了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即后来的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任务就是联络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使他们尽快地与各地国民党当局谈判，以便下山集中开赴前线抗日。陈毅曾亲自到湘赣边红军游击队驻地，说服他们下山抗日。池江赣南办事处曾派陈丕显到汀瑞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和项英、陈毅的指示，安排下山改编，并以项英、陈毅的名义写信给桂东红军游击队，使他们较顺利地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并达成协议。
红军游击队改编奔赴前线后，留下大量后方事务亟待处置：一批伤病员需要安排医治，烈、军属及伤残人员需要抚慰，前方将士家属的工作生活需要妥善安排，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需要得到切实保护等等，都由所在地办事处负责解决。如思顺通讯站组织青年队、耕田队，帮助新四军家属种田等。
掩护党的各级机关开展工作 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各地办事机构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的派出机关，对内则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办事处的负责人，往往就是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如南昌办事处既是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总接洽处，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的领导机关，办事处主任是东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黄道；竹沟留守处是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机关，留守处主任是省委委员王国华。总之，各地办事处与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38年5月12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机关秘密迁至温州城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成为省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通讯处作为公开的机构，既出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周旋，又掩护省委的活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有时也到通讯处办公；党内有些会议也在通讯处召开，一些文件也在通讯处印刷。就这样，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以公开合法身份掩护党的各级机关开展活动，把办事机构的本职工作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同时，针对红军长征后，南方有关县、市、区党的组织和各级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战斗力大大削弱的状况，有关新四军办事机构设立后，即通过各种方式，加快恢复各级党的组织。如武汉办事处从筹备时开始，便配合中共湖北省地方组织，恢复湖北省及邻近地区的中共组织，整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1937年10月中旬，在董必武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中共粤赣边特委以池江赣南办事处为基地，至1938年春，在特委新属10个县全部恢复了党的县委会。瑞金办事处也积极联络各地失散同志，先后恢复了6个区委、30多个支部。在发展党员方面，1937年12月，南昌办事处在“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工作团”发展了200多名党员。吉安通讯处配合湘赣特委于1938年下半年，共恢复和发展党员500多名。据不完全统计，在新四军组建时期，各地办事处配合各级党组织，共发展新党员10万名以上。
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为新四军组建创造有利政治环境
新四军办事机构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开展统战工作，最大程度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南昌办事处一成立，就在项英、陈毅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他们邀请国民党江西省的军政要员、驻南昌的各党派知名人士，如辛亥革命后的江西督军李烈钧、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社会名流许德珩等人开座谈会，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说明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团结抗敌的决心，倾听他们对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重大问题的意见。这样做使他们很受感动，连过去不赞成共产党主张的李烈钧也为之动容，认为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是正确的。驻赣办事处在黄道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统战活动。如利用江西第三党负责人王枕心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私交颇好的便利，使熊同意组织江西青年服务团，由王枕心任总干事，为江西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骨干作用。竹沟留守处则专门成立了以彭雪枫为主任的统战委员会，先后与国民党军68军军长刘汝明、77军副军长何基沣、四川实力派邓锡侯等军政上层人员建立了统战关系。
着力开展抗日宣传 营造全民抗战的积极氛围
为营造全民抗战的浓烈社会氛围，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以合法身份，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大量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告，散发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与其他各类文化团体联合进行抗战宣传，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年3月，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以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校学员为主，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流动宣传队，在平阳、泰顺、瑞安的城乡之间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散发进步书刊报纸等宣传品。1938年秋和1939年春，上海两次组织民众慰劳团，在顾执中、王纪华率领下经温州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慰问，并在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协助下，与温州国民党驻军第107师抗敌剧团联合演出，扩大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影响。桂林办事处通过所掌握的《救亡日报》、读书出版社等，贵溪办事处通过派党员协助雷洁琼办《江西妇女》杂志，平江留守处通过大众书店、《老百姓壁报》等各种载体和途径，刊登或散发各种抗战文章、书刊进行宣传。有的办事处还采用街头演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学唱抗战歌曲、组织座谈会和报告会等多种方式，揭露日寇罪行，营造抗战声势。
此外，新四军各地办事机构还把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南昌办事处组织了“江西青年抗日救亡服务团”等；吉安通讯社组织了“青年服务团”第六大队、“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福州办事处组织了“妇女救国会”“青抗会”等；武汉办事处组织了“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等三大团体；在河南，则有“光明剧团”“战地服务团”等等。正是这些抗日救亡团体，在各地办事处领导下，掀起了华中敌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对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了重要作用。
筹办运转各种军需物资 接待护送往来抗战人员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新四军军饷、武器弹药、服装及医疔器械，都应由国民政府供给。随着南京沦陷及武汉会战打响，国民政府先后迁至武汉、重庆，新四军办事处也先后迁往两地并担负起交涉任务。由于新四军组建后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军事费用和各种物资的需求成倍增加，但国民政府仍按原编制发给，加之拖欠、克扣，很难满足新四军的供给需要。为此，各办事处还负有筹办粮食、武器弹药等物资的任务。如武汉办事处除向国民党方面交涉，尽量争取多领一些，还想方设法采购部分物资以应前线急需。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们派人或通过在香港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筹集购买大米300吨、面粉40吨、雨衣3000件，以及机械、通信器材、日用品等大批军需物资，先后运到武汉，再转送延安和皖南新四军军部。此时，武汉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新四军物资转运中心。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桂林办事处则成了新四军物资转运站。南昌办事处曾组织500多名妇女为新四军赶制急救包、军衣军鞋等。此外，国内外友好人士捐献给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也由各地办事处接收、登记和转运。叶挺军长通过私人关系从广东、香港搞到一批武器和弹药，都是先运至南昌，经景德镇等办事处运至皖南军部。温州通讯处除了为新四军采购了一批紧缺物资，还将东南亚爱国华侨的捐款、药品、军械等转运至新四军军部。
在组织接待抗战人员往来方面，1938年1月，许多来自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的爱国华侨和广东潮汕等地的青年，积极参加新四军，龙岩留守处承担了接待工作，负责安排其食宿，组织护送转运，使其安全顺利到达前线。立煌（金寨）兵站在设立期间，转运了很多延安抗大的学员去新四军所属部队或地方参加抗日工作，并护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等重要将领。新四军军属分兵站下属的第1派出所在1938年就接待和护送过往人员五六百人次，包括周恩来、袁国平等重要领导人，以及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
努力壮大抗战力量 为新四军组建提供人力支持
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谈判协议后，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据理力争、反复交涉，终使大部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得到释放。如长沙办事处得知长沙陆军监狱关押了一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指战员后，处长王凌波陪同徐特立去监狱探望，经多方奔走，终使红21师参谋长乔信明等30多人全部获释。池江赣南办事处经多次交涉与斗争，使赣南地区的大余、兴国等10多个县的政治犯全部获释，并参加了新四军到前线抗日。福州办事处还负责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交涉，使之归还了在“漳浦事件”和“莆田事件”中被捕的人员和武器。南昌办事处曾和赣南办事处、龙岩白土留守处一道，全力以赴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瑞金县当局交涉与斗争，终于使他们先后释放了因路过被无理扣押的谭震林、李坚真等几十人。
召集老战士归队，动员和介绍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或赴延安等地，为抗战输送新生力量，成为各地办事处的工作重点。在3年游击战争中，因负伤或其他原因而失散的老游击队员，在各地办事处的帮助下，很多人陆续归队。如景德镇办事处积极治疗伤员，使100多人治愈归队；浏阳等办事处都曾使很多老战士重返前线。在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方面，各地办事机构积极作为。如平江通讯处通过广泛动员，使平江形成“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送”的参军热潮，先后有500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下山时仅有500多人，而集中时已达1000多人。竹沟留守处设置招兵处，大量招募新兵，先后向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豫鄂挺进纵队等输送青年骨干2000多名。武汉办事处以董必武、罗炳辉分任招生委员会正副主任，广招有志爱国青年，其中多数留在华中参加了新四军。截至1939年，各地办事处向新四军输送的青年达20000多人。此外，很多办事机构还开展了大量培训抗日骨干的工作。如1938年2月，驻七里坪留守处就统战政策、游击战术、群众工作等内容，举办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和一期中共党员训练班，共培训300余人。竹沟留守处成立后，培训各类干部、青年达3000余人。由于各地办事处的辛勤工作，为前线补充了兵员，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增加了新生力量。
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在极其艰难复杂的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先后撤销，其历史作用与贡献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