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超、王守志与《皖南事变要报》

一

叶超（1913—1988），湖北黄陂人，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7年7月入延安抗大学习，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叶超到武汉参加新四军军部的筹建工作，担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参谋。去世前，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新四军在皖南3年，叶超一直在作战科工作。由于作战科在应对皖南事变军事行动过程中是司令部的指挥机关，需要随时协助军首长掌握敌情、传达命令、调动部队、指挥作战，叶超因此得以列席潘村会议、百户坑会议等重要会议，是了解皖南事变全局许多重大事情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1941年3月20日，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从皖南事变突围后从香港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五号报告中，在论及百户坑会议时，就有“参谋处李志高及叶超提出第三方案，决心继续攻击正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项英反对，认为损失力量”的记载。从中可见叶超的能力和见识。

1941年1月10日，因项英“临时动摇”、离队出走，叶挺、饶漱石在石井坑重新整理部队时，叶超被火线提拔为作战科副科长，以后因部队被打散转经苏南突围到江北。2月15日上午，叶超与通讯科科长胡立教、侦察科副科长扬帆到达苏北东台新四军第1师师部。当天下午，他们3人向代军长陈毅、第1师师长粟裕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的前后经过，以及他们的突围情况。第二天傍晚，叶超和胡立教又奉命赶到盐城，向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和军参谋长赖传珠再作汇报。时隔40年后，叶超回忆说：

“这天晚上，我们汇报得很详细，少奇同志也问得很具体，有很多插话，作了很多分析。他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他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3年，没有守到兔子，结果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他说，对皖南事变的经过情况，我们原先有一些大概的了解，没有你们汇报得这样详细。最后他说，你们两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央。这份报告，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档案了。”

对此，赖传珠在1941年2月16日的日记中有记载：“胡立教及叶超到此谈了皖南事变之经过。完全证明，此战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谈至午夜才睡觉。”

此后，叶超被继续安排在军司令部作战科任职。当时安排到司令部工作的，还有也是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原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参谋王守志。

二

王守志（1922—2006），江苏扬中人，1938年5月参加新四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守志曾先后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任排长、连长，军部作战参谋。去世前，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第35师师长。

在盐城新军部，叶超和王守志虽然不在一个科室，但因为都经历了皖南事变全过程，所以经常在一起交谈。以前在皖南军部时，对一些较大的战斗，战后都要求作战科编写战斗详报或战斗要报。出于工作习惯和责任，他们两人经过多次酝酿和交流，最后商定由王守志执笔，于4月份写出了一个《皖南事变要报》的草稿，然后由叶超补充、修改、定稿。

这是一篇纯粹从军事角度回顾总结皖南事变的报告，共分“甲、情况”“乙、决心与部署”“丙、行动及战斗经过”“丁、皖变的检讨”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皖南事变前的有关背景和第三战区为迫使新四军北渡的军力布置：11月9日我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皖南部队即决定经苏南北渡。至12月中旬，顽第三战区又令改变路线经皖南北渡。当时因弹药、经费及路线问题，经数度交涉未获适当解决。顾祝同于12月底令其所部谓：“如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并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山脉流窜。”

顾部为迫我北渡，除令其所属皖南各部向我进迫外，并新由苏南及浙西增调40师至榔桥河、星潭之线，79师至太平附近，增强兵力，迫我北渡。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确定和行动计划及部队编组情况。在比较了“1、按顽三战区指定路线经苏南北渡；2、由皖南铜、繁间向北渡；3、绕道由天目山脚达溧阳待机北渡”3个方案的利弊得失后，最终“因苏南情况紧张，同时由铜、繁间北渡之各渡口又为敌严密封锁，不易北渡，故最后经12月28日军委会之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新四军皖南各部从1941年1月2日集中出动经过，以及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主要的3次战斗，即6日至8日的丕岭战斗、8日至10日的高坦战斗、10日至14日的石井坑守备战的战斗经过情况。

第四部分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也是整个报告的核心内容。《皖南事变要报》在总结敌我双方战术检讨时指出：

敌人方面：（1）总的方针是前堵后进两翼夹击的围歼方针。（2）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取外线向心作战的方式向我分进合击，处于主动地位。（3）顽敌地形熟悉，且处于有利地形，凭工事固守，待全部包围形成后，即开始向我总攻。（4）针对我之弱点采取了各个击破战术。

我军方面：（1）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为造成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2）战略上的错误，亦为整个行动失败的主要因素。在开始未能乘顽敌准备未周时，迅速东进或北渡，及至顽敌已有准备向我进攻时而我又未能迅速从顽敌间隙中突出包围，反而投入敌之包围圈，此为整个战略之失着。（3）在行动部署上，以皖南全体战斗部队6个团编成3个纵队，分三路齐头并进，平均分配兵力，指挥员不能掌握主力，无突击力量，以致发生情况时，处处陷于被动，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故在战斗中仅能取得个别小胜利，而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战役上则无力量给敌人以打击，取得大的胜利，相反的遭受了顽敌之各个击破。（4）指挥员决心犹豫，一日数变，且过分害怕部队牺牲，亦为此次行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情况对我有利时，不能牺牲小的部队来打击敌之一路或坚决突围以取得大的胜利，而到处顾虑，决心不坚决，以致失掉消灭敌人和突围之有利时机。（5）对情况缺乏正确的估计，在出动前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而没有注意到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敌人已有充分准备。（6）在战斗情况最紧张时，指挥员没有沉着应付和机动的指挥部队，使全军失掉指挥中心，而入于混战状态，造成不利局面。（7）未能把握兵团作战的指挥要领，部队分三路行军，中间间隔相当大，且是山地作战，而以电台指挥及行动中的相互联络是不易的，即使能联络到，亦需费相当时间；而下级指挥员亦未能灵活的与上级切取联络，故在战斗一开始便失掉联络和互相发生误会，高级指挥员亦未能顺畅的实施其指挥。（8）部队的夜战经验差，同时在后方太平环境处得太久，一遇战斗发生，遭受敌人击扰，便无法应付。（9）中下级指挥员不能很好掌握部队，遭遇敌人的小部队的袭击，部队便失掉掌握，而发生混乱现象，影响整个行动及战斗的计划。（10）未能把握山地战要领，轻易放弃制高点，而使全军处于不利地位，阵地遭敌突破。（11）后方机关人员的军事常识差，致一遇情况部队即混乱不堪，而影响指挥员的动作和行动计划。（12）参谋工作差，表现在此战斗组织的无能，准备的不充分，对路线的调查和找向导都未能周到，这对整个行动亦是有相当影响的。

这份报告从行动路线、兵力分配、指挥能力、敌情判断等方面总结出许多导致皖南新四军最终失败的一系列问题，堪称从军事角度对皖南败战的精到总结。

三

1983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皖南事变资料选》一书，将《皖南事变要报》收录到书中。编者在文前注明：“本文是从新四军军部所保存的档案材料中找出的，时日已失，显系草稿，未曾下达。由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略加增删，印刷成册，兹按此翻印。”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又将这篇《皖南事变要报》收进他们编辑整理的《中共党史教育参考资料》。由于编入时没有必要的文字说明，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大读者和党史教学研究工作者都误以为它是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对皖南事变的总结。叶超生前对此曾作过澄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此材料完成后将怎样使用，并无打算。更主要的是，我们所写的材料主要是从军事上写的，与华中局传达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有点不合拍，所以我就没有组织研究与修改。后来，准备反“扫荡”，要清理文件，我就将此材料与作战科存档材料放在一起，以后也就没有过问。1980年冬，我到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看了半个月有关皖南事变的资料，发现了这份资料。”

叶超在信中对《皖南事变要报》作了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介，他说：（1）此材料因系半成品，未经过研究修改，有些地方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2）皖南事变时我们俩都在作战科工作，是掌握全局情况的，而且那时我们都很年轻，20多岁，记忆力也强，时间相隔只有3个月左右，而且我们想写的动机是想将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我认为这个材料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因为按战斗要报格式写的，思想未展开，说理不充分。

1981年，成立不久的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决定，由安徽省研究分会在芜湖主办以纪念皖南事变40周年为主题的首届年会。笔者当时参与了年会的筹办工作。皖南事变亲历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莅会致辞，皖南事变亲历者、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叶超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回顾》的主题报告。这是皖南事变发生40年来，首次对事变作出全面回顾的新四军军部参谋部门当事人回忆，因此引起史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次年会结束后，笔者受命组织编辑《皖南事变回忆录》一书，经一年多的努力，先后收集到23篇亲历者的回忆。经过与叶超的通信联系，他把在芜湖会议上的发言稿重新修改整理后，将标题定为《悲壮的史诗——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我将它编入《皖南事变回忆录》的首篇。当时安徽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都有意出版此书，后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皖南事变回忆录》由该两家出版社于1983年2月联合出版。这也是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1988年1月15日，叶超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5岁。

（作者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