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　一缕清风

我的爷爷曹荻秋因受“四人帮”迫害，在我出生前就已离世。我一直为没见过爷爷而遗憾，但从小听着家族长辈讲述爷爷的故事，心中对他始终敬仰。最近翻出爷爷的传记和文稿，重温爷爷的往事，发现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对爷爷的了解愈发深入。

过去40余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也滋生了贪污腐败现象，侵蚀社会治理的根基。当年，爷爷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始终克己奉公，积累了大量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让我觉得对当前做好廉政工作亦有启示。本文讲述爷爷从根据地时期到上海主政时期的一些事迹，一窥当年的廉政工作情况。

一

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刚建立，爷爷就深知要打破群众“官贪吏腐”的旧印象，必须拿出真刀真枪的反腐行动。

爷爷主持制定了《乡政人员公约》，其中的“十要十不要”（一要依靠人民，不要脱离群众；二要熟悉民情，不要捧上压下；三要刻苦耐劳，不要吃喝嫖赌；四要办事民主，不要苟徇私情；五要公正廉洁，不要贪污受贿；六要顾全大局，不要包庇坏人；七要贯彻法令，不要违法乱纪；八要以身作则，不要仗势欺人；九要努力生产，不要轻视劳动；十要虚心学习，不要自满骄傲）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特别是第五条，他写在纸上，更要求干部刻在心里。

当时规定：贪污500元（抗币，折合650公斤米），就处死刑。这听起来严厉，却护住了新政权的根。滨海区委书记孙七年、涟东县税务所长戚金祥，都因贪腐被处决。阜东县区长李青山因贪污公粮公款，也被撤职判刑。爷爷的态度很明确：“对贪腐手软，就是对百姓犯罪。”

他既严惩贪腐，也重视树立标杆。盐阜高等法院法官周子荫两次拒收打官司者送来的7万元贿赂，爷爷当即签署嘉奖令对他嘉奖，并在《盐阜报》《盐阜大众》上宣传这位“周清官”的事迹。这种“抑浊扬清”的做法，让根据地干部都明白了廉洁是底线，更是荣耀。那时乡干部下乡要自带干粮，住老乡家必付食宿费，连借群众针线都要归还。这些规矩背后，是爷爷他们用制度筑起的防线——让群众拿“十要十不要”当镜子，随时照着干部的言行。这种“让权力晒在阳光下”的智慧，不正是如今政务公开、群众监督的雏形吗？

二

1950年重庆刚解放，全市百废待兴。当时，重庆的搬运工人大多居住在条件恶劣的棚户或防空洞中，每逢下雨天，棚户漏风漏雨，防空洞积水倒灌，工人及其家人的生活苦不堪言。爷爷时任重庆市长，看到工人们蜷缩在漏风的防空洞中，孩子们赤脚踩在污水里写作业，彻夜难眠，就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好无房居住搬运工人的住房问题”，并表示：“财政再困难，也要给工人盖楼！三年内，让所有码头工人住进砖瓦房”！

在爷爷的大力主张下，重庆市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拨款22亿元（旧币），在沿江7个中心码头修建搬运工人宿舍。这笔拨款，相当于当年重庆市财政的1/5，使用时必须精打细算，容不得浪费，更容不下半点腐败。为了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实处，爷爷亲自审核工程预算表，连水泥标号都反复核算。审批文件时，他用红笔圈出“进口德国水泥”，改为“采用本地石灰窑产品”；划掉设计图中的“领导观景台”，在工人宿舍区增设“夜间诊所”和“免费托儿所”。在物资调配环节，他设立“阳光采购台账”，要求每车砖瓦必须附带产地证明和运输路线图。某次发现砂石场虚报运费，他带着审计人员，沿嘉陵江跑了30公里，查实后将涉事官员移交监察部门。这种“锱铢必较”的作风，延伸到爷爷的个人生活——他始终穿着补丁盖补丁的中山装出席庆典。在修建“工人新村”时，他还定下三条铁规：一不用公款购置家具，二不接受建筑商宴请，三不准亲属参与工程验收。他多次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强调：“共产党人的清白，要比钢筋水泥更坚硬！”

这座大厦于1952年7月1日竣工，工人们奔走相告。重庆媒体报道这“是史无前例的，为穷苦工人办的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

三

之后，爷爷调至上海市担任副市长（后任市长）。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既有官僚资本留下的烂摊子，也有投机分子等蠢蠢欲动。反腐倡廉，成了巩固新生政权的关键课题。

刚接管上海面粉一厂时，爷爷就收到举报：有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将厂里的特等面粉偷偷运出厂外，再换成粗面运回充数，中饱私囊。他当即带着警卫员直奔工厂，不打招呼，直接核查仓库台账。当发现账面库存与实际盘点差了多达200袋面粉时，他没有立刻发作，而是蹲在仓库角落观察，发现墙根处的面粉袋有明显翻动痕迹，封口绳结也与原厂标准不同。“我们接管工厂是为了让工人当家作主，不是给少数人谋私利的。”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爷爷当着数百人的面，将查获的赃物摆在台上，当场宣布开除涉案的3名干部，把他们移交司法机关。更令人震动的是，他带头公布了自己和市政府领导的粮食定量：每月28斤，与普通工人持平，市领导“谁也不能多吃一口，谁也不能搞特殊”。

为堵住贪腐漏洞，他主持制定《上海市机关工作人员节约条例》，规定办公用纸必须正反面使用，铅笔要用到握不住为止，连会议用的搪瓷缸都统一编号登记，机关人员调离时必须交回。一次，办公厅为接待外地代表团准备了水果，爷爷看到后立刻让撤掉：“现在市民还在排队买平价米，我们摆这些东西，对得起胸前的徽章吗？” 随后，他让人把水果换成了白开水，并在全市推广“清茶会议”制度。

在主持上海工业恢复工作时，他发现有些干部热衷于搞 “献礼工程”，不顾成本盲目扩张。他带着账本深入工厂，一笔笔核算：“这台进口机床，我们自己的机械厂就能造，为什么要花三倍的价钱买？”经查实，是采购人员收了回扣。爷爷严惩了当事人，又推动建立了“比价采购”“公开招标”等制度，要求所有工程项目必须在报纸上公示预算和中标单位，接受群众监督。这种依靠制度遏制贪腐的思路，印证了反腐倡廉要靠决心更要靠制度的深刻道理。

四

爷爷用一生诠释的，是个人的廉洁自律，更是共产党人对“权力”的清醒认知：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爷爷那一代革命者毕生践行的原则。

还应该看到，廉政不该成为懒政的借口，也不该是表面功夫，而是要将精力和资源切实投入到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之中。爷爷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始终用行动回答一个命题——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清廉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他的这些事迹告诉我们，只要心中装着人民，始终坚守廉政底线，就能建设一个廉洁、公正、和谐的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