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纪实

 1949年，撤退的国民党士兵从南京的街上经过
1949年11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
      60年前的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覆亡和新中国诞生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一手操控的国民党政权，经历了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再至台北的四次迁移。人民革命的暴风骤雨，使蒋介石尝尽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苦涩滋味。
敲响南京政府丧钟
　　1949年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这使得国民党当局京师震动，人心惶惶。1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迁往广州；26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政府“迁地办公”。明故宫机场的飞机，不停地为各国使馆和政府各部门的搬迁穿梭飞行。2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南京迁穗；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开始在广州办公。接着，南京政府各院、部、会、处的负责人，都纷纷抵达广州。
　　在国民党军江防空虚、军无斗志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4月20日晚开始的渡江作战行动，更给南京政府的统治敲响了丧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22日下午，匆忙宣布全线撤退。这时，滞留在南京城内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官员，乱作一团。下关车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火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列车的运行已经无人负责。当天下午，由南京开往上海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到镇江，即被人民解放军截住，南京和上海间的铁路交通遂被切断。平日最繁华的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店已全部关门，行人稀少，只有稀稀拉拉的军队，匆匆过市，撤离南京。
　　在撤逃的军事机关中，数国防部行动最早。元月间，该部即已随行政院迁往广州；一部至上海，组成“上海指挥所”。其留在南京的人员，于4月21日和22日，分别乘飞机和汽车，撤往上海。23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乘机飞沪。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于22日撤退令下达后，除利用配属辎重兵团的近百辆汽车外，又向江南汽车公司和下关电厂强征了部分汽车，连夜向杭州方向逃去。其所属的各支部队，亦随同总部，一并撤往杭州。
　　在南京政府历史上开张还不到一年的总统府，也经历了它历史上的最后一幕。4月22日，李宗仁在与蒋介石会谈后，匆匆从杭州赶回南京。当晚，汤恩伯即前来敦促李宗仁，至迟于明晨离开南京。此时，南京郊外炮声隆隆，机枪声密集。显然，那里的战斗正在紧张、剧烈地进行。当夜，总统府的卫兵全部撤逃，留守人员亦均留而不守。23日清晨，李宗仁由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以专车直送明故宫机场。30多名总统府随员，分乘吉普车尾随专车鱼贯而行。李宗仁一行登上专机后，随即起飞。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圈，复将钟山、石城置于身后，全速远飞。此时此刻，李代总统，默坐机上，想到政权的崩溃和蒋介石的专权，“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
　　24日凌晨2时许，人民解放军一O四师的先头部队，最先由江边进占总统府，将一面胜利的红旗升上总统府门楼。迎风招展的红旗，象征着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仓皇撤离广州
　  南京解放后，南撤的国民党各政府机构，遂以广州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上午直飞桂林。他在桂林一住10天，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使在广州等待他的政府诸要员颇为焦急，于是公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和白崇禧等要员于5月2日飞赴桂林，敦请其去穗主持政府，但李未走。
　李宗仁对居正等表示，不谈好条件决不赴往。李提出的条件包括：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不得在幕后指挥；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不得从幕后干预；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蒋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运回；并再次建议蒋必须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等。对于李宗仁提出的条件，蒋介石除坚决拒绝“出国”外，不得已表示：既然“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5月7日，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又自广州来桂林劝说。次日，李宗仁才从桂林飞抵广州视事。
　　此时，突破长江天险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正沿京沪（沪宁）铁路、京杭（宁杭）国道突进，旋克上海。第三野战军向浙闽疾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挥戈华中，白崇禧被迫撤离武汉，退回湖南。5月30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和李宗仁一样处于无权地位，愤而辞职。何从上台到下台，其间不到80天。何应钦去职后，李宗仁本想抬出国民党元老居正为行政院长，希望借此对蒋介石的幕后操纵略作抗衡。但蒋授意CC派的立法委员，不支持居正出任，结果在立法院投票表决时，仅以一票之差，居正的任命未获通过。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6月3日获立法院通过。10日，李宗仁忍气吞声地签署了新内阁的任命。13日，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并自兼国防部长。
　　国民党政权在广州刚刚度过一次“内阁危机”，7月14日，蒋介石忽自台北率中央执监委员谷正纲、张道藩等26人飞至广州。16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主席为蒋介石，副主席为李宗仁，秘书长为洪兰友。同时蒋介石又设总裁办室于台北，由黄少谷任秘书主任，俞济时任总务主任，处理总裁交办的事项。而“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先经过其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这样，蒋介石便可直接出面控制政府了，李宗仁更处于可有可无的格局。李遂决定外出“巡视”，以作消极之对抗。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新中国的诞生，对南迁广州的国民党政权，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在向华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则更加意气风发，气势如虹。人民解放军从江西直捣广东韶关，广州危急，国民党当局决定再迁政府所在地至重庆。半年前，当南京政府宣布南迁时，尚有不少国家驻华使馆随同迁往广州，现在竟无一使馆同意再迁渝地。在从广州撤退时，国民党军炸毁了南郊的珠江大桥。10月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国民党史书认为，“广州之陷落，不论在战略上或政治上，都是对政府之一重大打击。此意味着，共党势力已由中国最北端之海岸伸展到最南端之海岸”。
　匆匆迁出重庆
　　国民党政权由穗迁渝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借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虽然国民党当局要其速回，但李宗仁置之不理。不久，李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蒋介石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劝其返渝，李坚拒不回。12月初，李宗仁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
　　在李宗仁离开重庆的这段时间，西南战局一败涂地，宋希濂兵团不堪一击，川东尽失。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分别由陕甘、鄂西、湘西，形成了对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包围态势。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会同第四野战军一部沿川鄂、川湘公路向当面的宋希濂部进击。宋部本是国民党军中央嫡系，为蒋介石保卫大西南除胡宗南集团以外的又一支王牌军，不料一经接战，其第七十九、第一二四军即向西溃退，第二军一部和第十五、一一八军亦节节后退，且第十四兵团“损失甚众”，“各部队多失联络掌握，战力全失”。兵团司令钟彬被俘。致巴东、建始、恩施、宜恩、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诸要关尽丢。与此同时，集结在湘西芷江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等部则沿湘黔公路向西急进。国民党军“戌守黔东兵力至为单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速占黔东之天桂、三穗、玉屏、镇远、又夺湘黔公路上之黄坪、马场坪、贵定、龙里；11月14日复克贵阳，击溃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的抵抗。接着，人民解放军又转向西北方面进击，陷黔西、大定、毕节，切断川康国民党军向云南撤退的后路。当川东告急，贵阳失守之际，蒋介石匆忙由台北飞往重庆。蒋经国在日记中称：这时的重庆，“已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蒋介石更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飞渝，乃为中华民国之存亡与全国人民之祸福已至最后关头”，“以现局而论，实已至危急存亡之秋”。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决定，再迁“政府”所在地至成都。
　　11月23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与进击之人民解放军激战于冷水场、水江石地区。蒋介石为之打气，电罗广文：“望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不料罗广文部都节节败退，于25日失南川，28日又失惠民场、綦江，整个兵团几被全歼，仅罗广文只身逃至重庆。29日，人民解放军已击破胡宗南部第一军的抵抗，迅速攻抵南温泉、渔润溪等市郊地区。蒋介石只好夜宿“中美号”专机，次晨飞往成都。30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克重庆，西南地区最大的都市遂告解放。
　　在国民党政权据守山城重庆，作最后抵抗的危局中，他们预料重庆即将失陷，于是开始了溃退前的大破坏和大屠杀。9月2日，国民党特务在山城市中心陕石街纵火，大火整整延续了12个小时，焚毁了30多条大街小巷，16个大小仓库堆栈，20多家银行钱庄，死伤人数多达2万余人。从9月6日开始，直到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分几批秘密处决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爱国人士331人。发动西安事变迫蒋介石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和黄显声，以及杨将军的幼子、幼女，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中共地下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民革重庆负责人周均时等等，都殉难于这次血腥的屠杀中。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中，“行政院长”阎锡山于11月28日由重庆飞成都；重庆各“政府”机关亦紧急疏散。11月29日，“行政院”正式迁至成都办公。
　紧急由蓉迁台
　    蒋介石到成都后，几次找胡宗南商量作战方案，决在此作“孤注一掷”，要胡宗南死守成都，以与台湾相呼应；任参谋总长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作西南军政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长官职权，并在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以胡部第三军军长盛文统率之。蒋要求胡派出有力一部，进驻自流井和内江，以阻人民解放军从东南方向进击；又令退到三台地区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及杨森第二十军协助胡部，首先向南攻略遂宁；而由万县退到大竹、渠县之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第十四兵团为侧翼掩护，与人民解放军在成都地区进行最后决战。
　　但是蒋介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而告失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自攻克重庆后，分沿成（都）、渝（重庆）、绵（阳）壁（山）公路向西、向北进攻、占壁山、铜梁、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资阳、遂宁等地；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由贵州毕节，北渡赤水，克合江、泸州、宜宾、自贡、荣县；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亦由秦岭方面分三路跨越大巴山，进入川北，直驱川西。胡宗南集团和川康其他国民党军事力量处在人民解放军南北钳形攻势之中，乱作一团，大部起义，一部溃散。
　　11月下旬，罗广文兵团又全军覆没于川南；30日，人民解放军乘胜一举攻占重庆后，成都又处在人民解放军南北夹击之中，风声鹤唳，危在旦夕。蒋经国于12月7日日记中记称：“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地。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固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撤离大陆，迁往台北。“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等在会议结束后，即匆忙赶往机场，飞赴台北。9日，“行政院”在台北开始办公。旋人民解放军兵进成都，击溃胡宗南兵团。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胡宗南集团与据守成都地区的其他国民党军残部数十万人被全歼，胡宗南经辗转海南、西昌等地后，飞赴台湾，并以“丧师失地，贻误军国”的罪名，遭“监察院”弹劾。
　　1949年，对于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来说，是惨败和巨变的一年。对此，蒋介石父子的内心，充满忧伤与迷茫。正如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做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