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战役和日本战友

一
　　1944年3月5日凌晨，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以三个主力团和地方武装发起车桥战役。车桥为日伪军在淮安县东南的重要据点。新四军采取攻坚和打援同时并举的战法，绕过外围，直取车桥，突然进攻，出奇制胜，只用一天一夜时间，就攻取碉堡53座，解放车桥，并伏击日军五批增援部队。此战共歼日军465人，伪军483人，进一步沟通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对日军反攻的序幕。3月7日，新华社就报道“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8日又详细介绍车桥战役经过。延安《解放日报》为这次胜利发表了社论。
　　当年车桥战役被广泛宣传，还因为有一位日本战友松野觉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4年3月25日至5月20日，《解放日报》多次介绍松野觉烈士的事迹，发表战友们的悼念文章。6月22日，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向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情况，高度赞扬松野觉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新四军的根据地，《苏中报》、《盐阜报》、《前哨报》和日文报纸《新时代》都对松野觉的牺牲作了报道。《苏中报》1944年3月25日以《松野觉在车桥前线英勇牺牲》为题报道说：“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同志，在我此次对车桥攻击战中英勇牺牲。据目击者谈松野觉牺牲情况称：当敌军被逼退入最后一个碉堡后，随军的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一部分同志，即冒着炮火，进到该碉堡旁，进行喊话争取工作。敌毫不醒悟。松野同志不觉愤然，即向身旁一战士手中取得步枪，隐身窗洞下，准确射击，连毙敌军二人。正继续射击时，忽脑部中弹，当即英勇牺牲。”
　　报道接着介绍了松野觉的经历，最后说：“日前，松野同志曾创造火线上喊话之新纪录。2月12日在我对泾口的攻击战中，松野同志与敌小队长在火线上辩论整整二个小时之久。敌恼羞成怒，二次开枪打他，但又不得不把枪放下。本报三十三期《现实》中曾有专文报道。此次松野同志本其忠实于反法西斯战争之精神，英勇作战，不幸牺牲，闻者无不深为感动悼惜。”
　　二
　　松野觉1918年生于日本广岛市一个工人家庭。因家境贫困，12岁就辍学进厂做工。1940年1月被征入伍来华，被俘前是驻苏中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第52大队上等兵。这个旅团从1940年12月起由南浦襄吉任旅团长，通常称为南浦旅团。1941年12月7日，松野觉参加对如东县丰利地区“扫荡”，9日在丰利镇东南的双灰山被新四军俘获。
　　松野觉虽是工人出身，但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对新四军和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误解和敌意。据当年的新四军第1师敌军工作部部长陈超寰回忆，松野觉被俘时，一再挣脱，甚至伸手去抓新四军战士腰间的手榴弹，想要同归于尽。陈超寰多次与他交谈，松野觉仍然拒绝开口，一心想逃跑。他的觉悟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他想：“长官说过，共产党抓到日本兵，是要挖眼睛、割鼻子、剥皮的。可是，对我倒是文明得很。对了，是想从我这里骗出皇军的秘密，然后再杀掉我吧。死就死吧！只是长官说共产党都是文盲，是野蛮土匪武装，可我亲眼看见的，好多人身上都挂着自来水笔。刚才跟我谈话的那个姓宋的，还在日本留过学。现在对面这个姓陈的，对日本的历史熟悉得很。长官说他们是乌合之众，这真是大大的轻敌。”接着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陶勇亲自找他谈话，并请他一起吃饭。他虽然很受感动，但仍然说：“旅长，我决不泄露皇军的秘密，你们从我这里不会打听到什么的。”陶勇说：“你只是一个士兵，能知道多少秘密！”松野觉还说：“既然我对你们没用，要杀就杀吧！”“不对！”陶勇严肃地说：“我们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决不伤害他的生命，也不侮辱他的人格。这是我们新四军的政策，你完全可以放心。”这次谈话，使松野为天皇效忠的顽固思想，开始出现转变。
　　在后来的三个月里，他与早已参加新四军的日本反战士兵香河正男、田畑作造等一起生活，受到了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来的教育。他逐渐懂得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灾难。从此决心留在新四军，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12月1日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当选支部宣传委员。
　　松野觉积极参加瓦解敌军的工作，多次冒着炮火，到最前线喊话。据曾任新四军敌军工作部部长的刘贯一在《敌军工作谈法》中记述，车桥战役发起前，指挥部考虑到松野觉在泾口战斗中长时间喊话十分疲劳，没有让他参战。他苦苦恳求说：“我要拯救我的同胞。我不忍看着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上前线。我要向同胞们喊话！”那天松野觉拎着喇叭筒，低身飞快地跑到日军碉堡前喊话。敌人向他开枪。他喊道：“不要打枪！我是代表日本工农大众来和你们说话。”敌人顽固地不断向他射击。喊话没法继续，他干脆举枪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日本士兵的觉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三
　　车桥战役不仅歼敌甚多，而且俘日军官兵24人。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1945年3月在延安出版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说：“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斗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1944年的抗日战场形势，已与1941年大不相同，因而车桥战役被俘的日军官兵，并没有松野觉刚被俘时那样的顽固。据指挥车桥战役的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叶飞在回忆录《车桥之战》中记述，日军战俘被押送到师指挥所后，纷纷发表感慨。炮兵中尉山本一三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夫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的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因为看到了侵华日军已经日暮途穷，也因为佩服新四军的英勇善战而且优待俘虏，车桥战役中被俘日军官兵，4月23日就有山本一三等14人表示愿意留在新四军，加入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
　　山本一三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日本，到晚年，他对车桥战役记忆犹新。2001年，日本有位福山琢磨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者的回忆，出版了《给孙辈的证言》，其中有一篇《S·J先生访谈录：走向觉悟的证言》。这位S·J，自称在中国时名叫山本一三。他说：“昭和19年3月6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兵力是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
　　这段回忆，显然讲的是车桥战役中从淮安出动的日军增援部队被歼的情况。与新四军战报相对照，所述大体相符。需要订正的是，新四军“一度撤离”，不是误认为日军已被全歼，而是因为从涟水出动的第二批日军增援部队即将到来，需要调整部署应对。
　　山本一三对被俘后的经历留有美好记忆。他说：“新四军第1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生涯。每天有一位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做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山本一三对他参加的反战工作讲得比较简单。毕竟是在日本，在右翼势力仍然嚣张的日本。他能这样自述，已经说明他对反战立场的坚持。
　　四
　　山本一三的回忆还提供了一件很有史料价值的事情。他说：“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又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堂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美，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原来著名的日本战友香河正男、古贺初美都是化名！我不知道当年新四军的敌军工作部门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反正我读到过的新四军史料都未提及。山本一三在回忆中提到车桥战役被俘的日军士兵还有清水、宫本、梅村。在《新四军敌军工作史》的记载中，他们的全名是清水鲁吉、宫本一郎、梅村政一。不知道是否也是化名。
　　山本一三的回忆因为事隔多年，也有失误。他说香河正男、古贺初美与他同时被俘，显然是记错了。
　　香河正男早在1938年就被新四军所俘。他和稍后被俘的田畑作造在新四军战地医院养伤时，叶挺军长去看望过他们，并合影留念。1940年2月2日，香河正男、田畑作造、滨中政志、后藤勇、横山岩吉5名被俘日军士兵志愿参加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举行了庄重的“日本弟兄参加新四军宣誓典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会上讲了话。他们5人穿上新四军军装后，还坐在一起拍了照。这张照片也保存下来了。皖南事变前，他们和新四军军部的先行北撤人员一起离开皖南，到了苏北。
　　古贺初美也是较早参加新四军的。1942年7月11日，香河正男、田畑作造等发起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选出的支部长就是古贺初美。
　　1943年12月1日，已从苏北来到苏中的香河正男等发起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滨中政志当选支部长，香河正男、田畑作造、松野觉当选委员。和香河正男一起在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后藤勇，此前已到新四军第4师工作，在1942年2月26日成立反战同盟淮北支部时，被选为支部长。
　　1944年5月5日，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联合组成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协议会，香河正男被选为委员长。反战同盟的成员是原侵华日军官兵，解放联盟的成员扩大到在华日侨和日本国内人民，影响更大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香河正男等回到了日本。令人惋惜的是，田畑作造已在1944年日军飞机轰炸东台时牺牲。后藤勇也于1945年牺牲于淮北战场。
　　1983年春节，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邀请香河正男、滨中政志到使馆一起晚餐，重叙战斗友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长达14年，铁蹄所至，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这14年里，日本人民，包括参加过侵华日军后来觉醒的反战义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支持、帮助和作出的牺牲，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