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期●征战纪事●

父亲马长炎在新四军老5团的烽火岁月

作者:马元权

  

    新四军老5团的前身是闽北红军游击队。该团在繁昌五次对日作战,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皖南事变突围前,叶挺军长把死守东流山、保卫军部的重任交给了5团。我的父亲马长炎1926年投身革命,亲历了1937年11月的石塘谈判改编、1938年2月9日新四军老5团成立、1941年4月皖南事变突围等,见证了老5团组建、发展的全过程。

老5团的成立

1938年2月9日,黄道受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在江西上饶石塘镇昭武会馆(又称抚州会馆,今石塘小学校内)召开了5团建团大会,举行营以上干部就职典礼,宣布建制。老5团编制为3个营和1个机枪连,饶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副团长,刘文学为政治部主任,我父亲为2营副营长兼教导员。整编期间,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等,曾来石塘看望全体指战员。

1938年2月25日,5团从石塘出发开赴皖南。黄道是父亲的老首长、直接领导人,父亲和他在工作中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1935年1月,为了同黄道领导的闽北苏区党组织和红军取得联系,粟裕交给父亲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率领一支3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把红军内部联络密电码送到闽北苏区首府福建崇安。父亲一行从上饶出发,历经艰辛完成任务。之后,他就留在了黄道身边工作,1935年春任闽北军分区司令部特务队长,主要任务是负责闽北区党、政、军机关的保卫工作。

当时的斗争环境非常险恶,父亲深感责任重大,安排站岗、放哨、巡逻、侦察、了解敌情等工作,随时准备战斗,多次担任阻击任务,顽强坚守阵地,直到分区机关安全转移,再甩开敌人,到预定的地方找黄道。有一次,父亲发现黄道的儿子黄知真(建国后曾任江西、湖北省委书记)与大家走散,当即带几个人又返回了住地寻找,遇到敌人冲进来,端起机枪就扫。父亲自己负伤,终于把当时十四五岁的黄知真接了出来。

父亲跟随黄道参加了闽赣省委的筹建和保卫工作,后由黄道安排去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又担任了六纵队政委。1937年11月间,父亲受闽赣省委和黄道派遣,在江西石塘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

保卫繁昌

1939年起,日军对新四军报复“扫荡”,老5团所在的三支队在安徽繁昌的两年间,经历大小战斗不下200次,仅1939年1、2、5、11、12月间,就打了5次大规模的保卫战。这其中尤以11月的第四次繁昌保卫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最惊心动魄。

第四次繁昌保卫战打响之前,谭震林找我父亲谈话,拍着他的肩膀说:“长炎同志,敌人来者不善,这是一场恶仗,要教育部队做好思想准备。”遵照谭震林的指示,父亲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动员,要求各连、排直至班级干部都指定替代人员,以保持部队在战斗期间指挥不间断。

11月14日下半夜,日军133联队西川大队,与老5团3营在梅冲西北接触。另一路1000余日军由黄浒向塘口坝扑来。紧急关头,父亲迅速将全营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要求部队做好打大仗、恶仗的思想准备,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人在阵地在,开展竞赛,杀敌立功,多抓鬼子多缴枪。接着,营长陈仁洪命令4连连长兼指导员林昌扬带领全连沿金冲方向,迅速占领制高点乌龟山阵地并抢修工事;5、6连保障4连侧翼安全。

我军前进抢占乌龟山顶时,敌人也到了乌龟山脚下。林连长指挥全连猛烈冲锋,抢先占领了乌龟山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15日上午8时,敌人又向乌龟山发起冲锋,林连长和两个排长、三个班长先后牺牲,战士们无比愤怒,喊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冲,又一次打退日军。这时,谭震林来到2营指挥所,站在重机枪手位置观察。父亲估计敌人会用炮火报复,硬把谭副司令拉了下来。他们刚离开原来的位置,一发炮弹就落了下来,真危险啊!谭副司令却风趣地说:“敌人送那么大的‘蛋’,你看多客气!”

上午9点来钟,陈营长右臂负伤,包扎后仍在坚持指挥,谭副司令要陈营长下去治伤,由父亲继续指挥战斗。战斗到黄昏,日军川岛中佐被击毙,无法再组织进攻。这场血战经过22小时,敌人先后投入兵力2200多人,死400多人。新四军缴获了一批枪炮子弹,也伤亡了80多人。

20日晚,日军133联队会同川岛警务队2000余人前来报复,2营在父亲指挥下对敌伏击,配合友军将敌人赶出了繁昌城。这场战斗敌伤亡100多人,新四军仅伤9人、亡2人,以1:10的伤亡比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为备战

1939年秋天,一天晚上,谭副司令突然把父亲找去,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长炎同志,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一支精干队伍到江北的无为县去,名义上是扩军。到了那里后,你要把无为的东西南北跑遍,了解所有的情况,包括敌情、民情、长江南北交通情况,一个月后回来向我汇报。”一个月后,父亲向谭作了汇报,谭听了非常满意,高兴地说:“不错,你们这么短时间就了解了许多情况,还扩编了队伍。很好,很好!我们的目光就是要放到江北。”从谭副司令兴奋的神情中,父亲感到他正在思考着皖南新四军发展的方向。

1939年12月底,谭震林又指派父亲带一支精干部队去无为,前后活动了三个月。在无为,他们与县委胡德荣同志会合,从西跑到东,从南跑到北,对日伪军、土匪、鬼子据点、国民党军队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父亲回到繁昌后向谭作了详细的汇报,谭副司令非常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说:“长炎同志辛苦了,不简单!你不仅跑遍了无为,了解了那儿的敌我力量对比情况,还扩充了三四十人,收获真不小啊!”在座的还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谭副司令说:“你下次去无为,回来后可向胡荣同志汇报。”这次谈话让父亲隐约感到谭副司令可能要离开三支队了。当父亲再次从无为返回繁昌时,谭副司令已调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去了。谭走前说的那句“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一直在父亲的脑海中。

1940年11月,新四军军部派出一个渡江筹备小组,过江到无为侦察渡口、筹集船只。父亲因经常在江北活动,比较熟悉情况,也参加了渡江筹备组的工作。他们在江北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了一二百条船,渡口也都看好了。那时三支队在皖南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构筑工事,加紧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工作。当时5团的主要任务:一是堵住长江南岸荻港镇一带的鬼子,防止他们在大部队过江的时候进行袭扰;二是防止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捅刀。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密谋在江北和江南前堵后击,并通过广播散布假消息,导致新四军军部最后确定了绕道走茂林去苏南、再择机北渡的路线。

浴血皖南

激战高岭。1941年1月6日,三支队政委胡荣下达了5团担任军部后卫的任务。部队士气高昂,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掏了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把能不带的东西都尽量扔掉,以便轻装上阵,迎击敌人。

7日晚10时左右,军部命令5团抢占高岭、阻击从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5团在高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坚持了三天,杀伤数百敌人,而父亲所在的2营只伤了二三十人。高岭就像一道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指战员们虽赶了三四天的路,经过了激烈的战斗,没吃什么东西,没睡什么觉,但由于多次击退了敌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自身没有多大伤亡,士气仍然很高。

血染东流。5团从高岭下来,向东流转移,2营继续担任前卫。雨天路滑,父亲和陈仁洪等丢下战马,和战士们一道步行前进,11日拂晓赶到了石井坑,听到四周山上到处响着枪声,周围的几个庄子及其山坡路旁,到处有不成建制的部队。他们远远看到前面树林里有电台的天线,知道军部就在前面,不一会儿就看见叶挺军长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远镜,不停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神情很镇静。叶军长看到5团的队伍仍很整齐,非常高兴,对父亲说:你们来得好,我们的队伍正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已经很疲惫,请2营赶快到东流山主要高地,把教导总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队伍休整。他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全营指战员,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5团是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30年代起已经屡建战功;今天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5团是一支过硬的红军部队!他指着外王家南侧山坳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听了叶军长的话,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陈仁洪和父亲带领部队很快上了东流山,后来1营、3营的战士们也上来了。全团到东流山后马上构筑工事,1营在左,靠近主峰;3营在中,2营在右,各守一个山头。当时全团尚有一千五六百人。

11日下午,敌国民党军40师向东流山发起进攻,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流攻击,都被5团打了下去。天黑以后敌人暂停了进攻,新四军抓紧时间,一边整修工事、整顿组织,一边到阵地前收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补充自己。抓到的俘虏称,敌40师一个旅长被击毙,另一个旅长被击伤,部队损失过半,因此敌师长下令抓到5团的人一个不留。一个战士打趣说“咱们5团还是特殊待遇”,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2日下午,敌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先用迫击炮朝东流山猛轰,再用机枪扫射。陈仁洪和父亲下令,敌人不到跟前不打,以免过早暴露目标和浪费子弹。敌人先强攻3营阵地,被打退,又向2营阵地冲锋。2营奋起反击。阵地有几处被敌人突破,战士们就同敌人肉搏,有的干脆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战斗中,陈仁洪营长不幸左胸负伤,棉衣被染红,父亲立即接过指挥旗,继续指挥战斗,左胳膊负了伤。他用电话向团部说明了情况,团部立即派员接替指挥。父亲把快慢机交给了特派员刘国兴,离开不久,部队就突围了,但伤亡很大,全团6名营级干部两名牺牲、三位负伤,2、3营只剩下几十人。其余战士全部牺牲在东流山上,鲜血染红了山上的岩石。

养伤突围。天黑时,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枝和绑带做了两副简易担架,抬着陈仁洪和父亲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父亲由于左肩胛骨被打穿,伤了关节,连续几天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也没有药品。敌人每天搜山,饥饿寒冷和伤痛威胁着父亲一行。严酷的环境下,有的同志开始出现急躁情绪,父亲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给大家讲红军游击队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并鼓励大家说:“党要我们隐蔽突围,保存力量。我们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他还召开党员会,要求党员发挥模范作用,保存队伍完整到达江北。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在山上挖野菜充饥。

2月中旬,他们找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7师参谋长李志高、7师55团团长谢忠良等20多人,父亲还向项英提出了一个埋藏多时的疑问:当初为什么不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渡江,而要绕道茂林到苏南再渡江?父亲还讲了从铜繁之间直接过江的几个有利条件:一,路程近;二,群众基础好,地形道路熟悉;三,江北做好了渡江的准备,组织了近两百条船,一次可以渡四五千人。

陈仁洪和父亲还要求留在项英处担任警卫,时机成熟时带路突围,但项英找人商量后,没有同意。3月16日晚,李志高、谢忠良带十几人,抬着负伤的周子昆警卫员黄诚来到父亲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负了伤,送到你们这里休养治疗。半个月后,父亲找到了地方党组织,留下了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同志,在皖南党组织领导下,组织游击队继续战斗。

4月10日黄昏,在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六七十人集合,准备突围江北。其中,营以上干部有父亲马长炎、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继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人,排级干部有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二三十人。

13日黎明前,父亲一行安全到达江北白菀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孙仲德,向他们汇报了皖南事变、项英和周子昆遇难,以及突围的情况。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江北,与主力部队汇合了。1941年5月新四军7师成立,父亲任56团1营教导员,同年8月任57团政委。

新四军老5团是一支由坚持过三年游击战的红军战士组成、经过繁昌保卫战洗礼和皖南事变磨难、打不垮摧不烂的英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