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共产国际为中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骑马赴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因马受惊不慎坠地，右臂粉碎性骨折。8月，周恩来右臂肌肉开始出现萎缩，右肘无法伸直。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较差，中共中央遂安排周恩来赴莫斯科接受治疗。在莫斯科的五个多月，周恩来除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外，主动开展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有效解决了中共中央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与难题。

一、塑造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努力获得共产国际支持

1939年9月14日，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1940年元旦前，周恩来出院并参加了共产国际举办的新年联欢会。无论住院期间还是出院后，周恩来都一直处在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中。

共产国际负有指导各国共产党的职能，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式主要是通过电报和互派常驻代表，有时对一些情况不能及时掌握，缺乏真实了解。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反共”情绪日渐高涨，右派势力不断挑起摩擦，贬低污蔑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情况不甚清楚，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在一定误解，加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针等尚未完全被共产国际认可，因此消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塑造并维护党的形象十分重要。

1939年9月，外国记者将毛泽东关于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谈话内容，发表在了英文版的 《每日先驱报》 上。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称这个谈话具有“挑衅性”，“必须揭露这种挑衅性”，要求毛泽东把确切的谈话内容告知共产国际。为此，周恩来及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进行了会谈，并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提醒中央，“这个报道会被用于挑衅目的”，请中共中央电告谈话内容。11月21日，中共中央回电称，该谈话“未经毛泽东审阅”、“谈话的内容完全是谎言和挑衅”。此次事件经周恩来在其中及时沟通后顺利化解，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误解，维护了党及毛泽东的形象。

此外，周恩来还就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向共产国际作了说明。王明在土地革命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提出许多错误口号，李德在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作战中犯有重大错误，都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1939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李德返回苏联。周恩来在与共产国际磋商中共七大相关事宜时，专门提出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他向季米特洛夫详细说明了王明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在武汉主持长江局时企图另组班底等情况。另外，他向共产国际提请审查李德，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按照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发来的意见进行审理，最终判定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经过周恩来积极反映王明、李德二人的问题，共产国际得以及时了解他们对中共的过分干预与错误指导，不仅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误解，架起了双方良性沟通的桥梁，也客观公正有效地树立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

二、分析抗战形势，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

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出院前两天，他将住院期间完成的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提交至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报告名为 《中国问题备忘录》 ，共5.5万多字，由周恩来口述，孙维世记录整理，师哲和林佛翻译为俄文，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特点”、“中共的自身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三个部分。1940年2月，周恩来又向共产国际作了两天的口头汇报，详细分析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中国国内各方面情况。

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周恩来赴苏疗伤期间，国内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他向共产国际详细分析自己对中国抗战的深刻研究。第一阶段敌进我退结束后，日本占领中国14个省，900多个县，中共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不断夺回沦陷区县城，使得日本实际占领仅约100多个县。这不仅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也为中共保存有生力量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第二阶段后，日军对华政策发生转变，政治上“以华制华”、军事上“以战养战”，开始将战略重心放在敌后战场，着重打击中共抗日力量，对国民党开展全方位诱降。1939年起，国民党开始封锁边区，阻止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并在11月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基于此，周恩来在报告中说：“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基本思想及政策为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出相应调整，采取“团结和斗争”的策略，即一方面始终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

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继续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乎中国抗日战争的成败，更关乎苏联自身安全，因此一直是共产国际担忧的问题。共产国际曾成立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小组，专门研究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事宜。为打消共产国际的疑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特点及中共方面的政策。他讲到：“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程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的曲折的变化的过程中，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然而总的方向也还有一些进步。”周恩来详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矛盾性和统一性，并强调中共对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始终坚持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

三是中共的自身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自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共实际控制区域和党员数量都显著增加。周恩来在报告中称，党的组织渐渐向全中国发展，许多大城市已恢复并建立了中共组织，党员数量也增长到抗战前7倍，至1939年6、7月时已有49.8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党内凝聚力增强，“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保证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自抗战以来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周恩来以图表和具体数据详细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情况。其中，八路军在合编时人数大概为5万人，1939年已增长至最初的6倍；新四军最初集中时仅有4000人，至1939年8月已发展至3万余人。在根据地方面，八路军在华北及豫东苏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许多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则在长江南北创立了两个敌后根据地，周围许多游击支队及民众自卫的武装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此外，华南地区也有几支独立发展的游击队。

然而中国抗战局势并不是处处向好发展，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周恩来也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共产国际汇报。如，他认为目前国共合作还存在一些难题，像“中共的发展问题”、“中共参加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等，均是由于国民党限制和阻止中共发展壮大而产生；在党员成分方面，农民占绝大多数，工人阶级较少；在教育方面，存在教员、教材不够，培训效果侧重短期实效性；在游击部队方面，存在向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缓慢等问题。周恩来将报告修改后，以 《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 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 《共产国际》 杂志上。同时，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波诺马廖夫将100多页的报告压缩到20页，报送斯大林等人传阅。这份报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重大反响，使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他们对中共中央能否妥善处理国共关系的疑虑和担忧，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理解与信任，坚定了他们对中共维持统一战线并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

三、争取共产国际援助，缓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困难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民党的抗日军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资助，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克扣和有意刁难，根本满足不了抗战需要。据1939年7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司令部的财政困难已经达到了极限，7月份甚至连小米都不能发放”。随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寻求援助，称军队“不能及时地得到最低限度的弹药补充，而火炮和新的军事装备，根本就没有”，希望能够得到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药品、无线电器材。

1939年8、9月，共产国际将部分钱与物资送至中共中央，但离所需数额相差巨大。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后方机关的开支每月就有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争取共产国际援助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鉴于此，周恩来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详细的中共及其军队的开支预算，并请求共产国际提供资金援助。这份详细的预算清单显示，中共及其军队的每月开支缺口为35.828万美元。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专门就中共提请共产国际援助一事致信斯大林，并将周恩来递交的详细预算书附在其后。虽然季米特洛夫已向周恩来表明中共应动员国内一切资源来弥补财政赤字，不要指望向外寻求援助，但他依然向斯大林提出建议，“考虑到中共现实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训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最终，斯大林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这一数字仅能弥补一个月的财政赤字，但证明了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季米特洛夫之间的沟通有一定成效，部分程度上缓解了中共的财政困难。

除了财政援助之外，周恩来还积极争取军事、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1939年10月初，周恩来和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设在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学校，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教员，教学难以进行。希望共产国际能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或者将一部分学员送到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军事培训班继续学习。12月21日，延安发至共产国际的报告称，“前线约有3.5万名伤病员，无医无药”；次年2月，为应对旱灾后的传染病，中共中央请求寄来硫磺、锑和疫苗，以及30万人份的防流行病药剂。经过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协调，共产国际依次向中共中央提供了相应援助。关于无线电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4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告知：无线电发报机及其马达、制锌板材料和无线电器材已经发至兰州。此后，共产国际还就运输路线沿途建立新的联络点，多次致电周恩来等进行商议，以便运送更多物资。

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一行从苏联返回延安。在苏联疗伤期间，周恩来一心扑在工作上，心中常念“工作比医病更重要”，以短暂又紧张的时间，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处于极端艰苦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