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松化名参军的难忘记忆

家国情怀，从家庭继承革命基因
　　我原名俞福敏，1930年11月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成长。我的父亲俞国庆，1891年生，原籍南汇县杜行乡东范行村（今属闵行区），因家贫仅读一年私塾便当学徒，饱受欺凌，成年后在纸厂、纱厂谋生，亲历辛亥革命失败与军阀混战。1927年，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起义中，工人们用空火油箱燃放鞭炮模拟机枪声，成功震慑军阀孙传芳部队。然而，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遭到血腥镇压。父亲因家庭羁绊未能南下革命，转而进入上海中央银行工作。
　　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寇侵占上海，汪伪政权接管租界银行。父亲不愿为伪政府效力，转投私营小银行，收入锐减，家庭陷入困境。我二哥俞益敏初中毕业时，幸而获得《新闻报》奖学金，进入专科学校机械科深造。我则因市区学费高昂，回乡下杜行小学就读六年级。
　　这段经历意外成为我思想觉醒的起点。

校园觉醒，先进思想的转折点
　　在杜行小学，赵锋心老师对我影响深远。他经常与我谈心，从时事到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的小说，还推荐我读苏联名著和巴金作品。后来才知道，赵老师是共产党员，也是该地区地下党负责人。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该校学费较低，适合我家经济状况。中学期间，一位英语老师每次上课都会花十分钟讲时事，并指定课外阅读材料。这些经历让我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深刻了解。我三哥思想进步，常将新四军寄来的宣传资料交给我看，资料中的内容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5年，二哥机械科毕业。他提出想去敌后参加新四军，得到父亲支持后，询问我是否同行，我欣然答应。随后，我们找到赵锋心老师，他建议通过一条交通线直达根据地，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二哥去上海红十字医院药房找朱女士。于是，我和二哥分别化名为寒流和寒松。
　　临行前，母亲为我们赶制服装，用乡下织的土布做成衣衫裤子。此情景被二哥拍下照片，我在照片背后抄下唐人孟郊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革命征程，生死考验与信仰淬炼
　　这年6月，在上海红十字医院朱女士帮助下，我们踏上征程。朱女士告知还有几位青年也打算奔赴根据地，并指定二哥担任组长带队前行。约定见面那天，我们见到了陈永泰、张伟华和任某。大家商定次日上午集合，午饭后乘火车前往镇江，再渡江抵达瓜洲。
　　火车抵达镇江已是深夜，我们住进旅店。第二天发现船票只有次日早上的，于是在镇江停留一天，在金山风景区休息。次日一早，我们乘渡船到达江北的瓜洲。按照介绍信地址，我们找到一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挑起行李，叮嘱我们紧随其后。
　　路上，我们每人买顶草帽，对外宣称是同学游玩。走到渡口时，见岸边停着一条船，快到对岸时，炮楼上的伪军要求停船。交通员喊道：“快跳上岸。”我们四人跳到岸上。他又提醒：“不要奔跑，要快步走。”穿过树林来到公路，桥上有伪军注视着我们，我们默不作声，沿着小路前行。路边墙上写着“打倒日本鬼子”、“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我们高兴地唱起救亡歌曲。
　　次日大雨后接到通知，敌人可能“扫荡”，要我们尽快离开。向导带我们前往汊涧镇的一户商人家里。到达镇口时，眼前一片汪洋，我滑入稻田，水深及腰。继续前行时，听到如雷鸣般的吼声，原来前面是河谷。河水漫过桥面，冲向下游。
　　向导拿起部分行李向前走，提醒大家站稳脚跟。二哥帮忙拿着行李，张伟华随即跟了过去。陈永泰手持扁担抢先走上前去，却一脚踏空被洪水冲走。二哥跳下河营救，但水势太猛，无法拉住他。最后，陈永泰被冲走。
　　二哥从行李中拿出绳子，一头拿在手里，另一头抛给我，让我扎在腰间。我拉着绳子向桥上走去，洪水把我冲得漂了起来，我干脆半躺着游过河去。我们继续前行，到达第二个联络站。次日清晨，房东主人通知我们在20多公里外的河滩边发现一具尸体，我们赶到那里，拉开芦席后，只见尸体肿胀，头发沾泥，双眼突出，根本认不出是谁。后来从皮夹带和穿的一双布鞋，才辨认出是陈永泰。
　　房东大爷帮忙购买棺材寻找坟地，将陈永泰安葬。我们在坟前举行告别仪式。回来后，由房东父亲陪同，我们一起到达新四军卫生部驻地——天长县姚庄。二哥把朱女士给的两封介绍信交给总务科长袁照和门诊部主任朱灵，我们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到招待所休息。房东父亲由新四军结算食宿费用及丧葬费用后离开。
　　朱女士还给了我们一封信，是交给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我们请袁科长转交，不久接到通知，宫部长要接见我们。宫部长客气地询问了一些情况后，请我们吃午饭，让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工作安排事宜。
　　这里是新四军二师地区，距离姚庄五里地的大王庄是二师军工部工务科驻地。得知二哥是机械专科毕业，上级就把我们三人送到科长吴运铎的二师军工部工务科。二哥立即投入工作。张伟华学过两年机械，也被留下。一次，吴科长对我说，工厂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爆炸，建议我去学无线电技术。我与二哥商量后，同意去学习无线电。
　　吴运铎科长亲自陪我去大同镇电讯队驻地，见到了机务主任曹维廉。曹维廉用上海话和我交谈，问了几个数学方面的问题，并突然用英语提问，我都一一作答。最后，他对吴科长表示满意，说要把我从二师转到司令部三中队。自此，我便在新四军军部三中队电讯队学习无线电技术，直到上海解放后从部队调往上海市军管会，一直从事技术性工作。

从家庭启蒙到校园觉醒，再到革命征程中的生死考验，每一步都凝聚着信仰的力量。陈永泰的牺牲令人痛惜，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前行的决心。这段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更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