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战略判断，谋划浙江抗战的重大战略决策，谱写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壮丽篇章。
开辟浙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提出向南发展的战略思路，1941年2月1日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作了新的部署，明确提出，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是鄂豫陕边地区，第二个是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个是苏鲁战区，并且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补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做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此后，沪杭甬三角地区成为重要的战略区之一。
1941年4月，日寇发动了宁绍战役，浙东钱塘江以南地区（绍兴、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相续沦陷。党中央毛泽东立即对已经处于敌后的浙东地区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作出部署。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和陈毅等，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
为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大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以浙东（包括淞沪）现有抗日武装为基础，担负开辟浙东的任务。同时，考虑到浙东孤悬敌后，周边又没有策应的部队，党中央毛泽东要求华中局制定灵活变通的斗争策略，并对战后的布局作出相应的安排，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能在严峻复杂的敌后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为贯彻好党中央毛泽东这一战略决策，华中局决定将开辟浙东、浙西的任务，暂由中共苏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负责指导。同时，华中局派谭启龙在上海组织闽浙皖赣联络站，负责打通和4个省委的联系。苏南区党委又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浦东工委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从1941年5月起，浦东抗日武装900余人，分批渡过杭州湾到达浙东，并通过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政府合法的番号。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建制的基础。
浦东抗日武装进入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敌后，人生地疏，孤军奋战，立足发展困难。为了能胜利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要求浙东地方党和抗日武装执行“灰色隐蔽，长期坚守”的策略，不打新四军的旗号，采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其他灰色番号，组织机构采用国民党敌后灰色组织的形式和名义，独立自主开展斗争。随着敌后人民武装的建立和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我军在三北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开辟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以及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敌后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创建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采取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同时，成立了以谭启龙为书记的中共浙东区委。浙东区党委率浙东抗日武装，以三北地区为立足点，逐步向四明山、会稽山发展，创建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1942年8月，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浙东军事委员会，对浙东部队实行统一领导，主力部队为3、4、5支队（简称三五支队）。1944年1月，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浙东抗日武装改称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进军东南，建立反攻战略基地
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6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会见来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期间，获悉美军正酝酿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建立对日作战基地的计划。为了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可能实施的登陆作战，中共中央重新部署了东南地区的工作。从1944年8月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断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发展东南”的指示，要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向长江下游三角洲及太湖、杭州湾特别是浙江区域，以此建立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1944年9月27日，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 同时，中央提出了南下的部署：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的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到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态势；以新四军第1师派2个主力团南渡长江，汇合第16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浙东游击纵队除依托四明山逐步向南推进外，着重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江等地的游击战争，接应苏南部队南进。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编者注：此时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等：“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团南进外”，“准备再从1、3、2、4各师调5个至6个团南进”，设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抗日武装，并“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11月24日，毛泽东还亲自电示，浙东游击纵队要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配合盟军驱逐日寇。党中央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对推动浙江抗战开辟新局面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认真研究上述指示，分析了华中形势和苏南、浙东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发展东南的初步部署。粟裕率新四军7000余人和地方干部300余人，于1944年12月27日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1945年1月6日到达浙江长兴，与第16旅会合。1月13日，新四军领导转发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浙江的新四军。
新四军南下部队到达苏浙边区后，日军已无力纠集较大兵力对付新四军，而国民党第3战区在天目山地区却拥有重兵，竭力阻挠新四军南下苏浙地区。2、3、5月间，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在粟裕领导下，取得了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23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敌后地区，打通与浙东联系扫清了障碍。
为了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浙东区党委和第2纵队（浙东纵队）大力扩展抗日根据地，以金萧支队西进加强富春江以南地区的斗争，依托四明山逐步向西发展；发起讨伐伪中央税警团第3特遣队战役，解放上虞，歼伪军1000余人；同时，反击顽军暂编第33师和浙江保安部队等7个团向四明山根据地的进攻，争取了国民党军挺进第5纵队起义，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四明山根据地，使三北、四明、会稽三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中共金萧地委、金萧支队，在浙赣铁路诸暨段西侧地区组建了路西县，建立了中共路西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路西抗日武装，开辟了路西抗日根据地。在浙南，中共乐清县委于1945年2月发动了虹桥起义，中共瓯北县委于3月发动了屿北起义，分别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并与中共浙东区委取得了联系。之后，这两支部队合并为永乐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战斗足迹遍及永嘉、乐清、玉环、温岭、黄岩、仙居、缙云、青田等地。
新四军在发展东南进程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有力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阻挠和进攻，开辟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扩大了在江南进行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
战略调整，新四军在浙部队北撤
党中央毛泽东在作出和实施发展东南的战略决策中，准确把握战争发展的时与势，相机调整战略部署，从而始终占据战略主动地位。
1945年2月10日，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等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根据各方考虑，我们感到发展东南，控制苏南、浙江，远较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为难。”他并指出，当前国民党以夺取南京、杭州为目标，在大别山与天目山仍保持优势兵力，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主要障碍；为确保将来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与发展东南起见，非集中主力准备与顽军决战，否则很难迅速打开局面，而且决战的地点最好在皖南，因此应大力发展皖南。同时，张云逸等还指出，沪宁杭地区在美军登陆与日寇败退之前，是不允许新四军较大部队存在的，从而向中共中央表达了在发展东南的问题上应持积极和审慎的态度。
2月24日，中共中央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考虑，发出了致华中局的电报，肯定了张云逸等在发展东南工作中积极而审慎的态度，认为华中局“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并指示：粟裕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为主；浙东部队仍就现地向敌后发展；在半年之内进一步加强苏南地区的工作，以使新四军能够在江南生根落地；谭震林、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新四军第3师主力留作机动部队，第1、2师担任南进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战略部署的一次重大调整。据此，谭震林等部停止渡江南下，粟裕则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就地休整，以待时局发展。
抗战胜利后，我党又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蒋介石一面散布和平谈判烟幕，一面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成果，大肆调动军队向华北、华中解放区进逼，并在日伪军的接应下，抢占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尤其是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东、皖南、鄂豫边、湘粤边等解放区，我军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确保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原则下，主动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南部等8个解放区，并将这些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调往北方。
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部署，10月初至10月中旬，苏浙军区机关和第1、第3纵队在完成了长江以南对日伪军全面反攻作战任务后，及时收拢部队，在配合当地政府妥善做好人民群众安置工作后开始北撤。他们冲破国民党军的沿途阻拦，胜利打开了北上的道路，到达东台地区集结。第4纵队及浙西地方武装在双林战役结束后集结长兴地区，阻滞国民党军沿天目山向东侵犯，以掩护第2纵队和浙东地方干部北撤，之后随第3纵队渡江北上，进至泰兴地区。第2纵队收拢围攻宁波等中小城市的队伍共计15000人，克服重重困难，越海渡江，转战近千里，于10月下旬到达江苏南通和淮安地区。之后，新四军北撤部队和各师均进行了整编。
新四军北撤是党中央毛泽东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极有远见和趋利避害的战略行动，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争取和平、避免内战的诚意，而且使新四军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争取主动，巩固了华中根据地，掩护了全党全军的战略转变和部署调整，形成了以正规兵团（野战军）为主体，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一步，在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产生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