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三代中央领导核心的交往

李先念的一生，经历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年代，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得到三位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认可，被称为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与毛泽东的深厚情谊
　　在革命年代，李先念以其顽强的毅力、高超的战略战术、亲和的领导力，以及以身作则、排除万难的高贵品质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土地革命时期，李先念曾参与领导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受命率领红四方面军88师到懋功迎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时，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向李先念详细询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李先念的回答得到毛泽东的称赞。26岁的李先念被毛泽东称为“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出少年”。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率领红军西路军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红西路军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忍饥熬寒，在河西走廊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殊死拼搏，歼敌数万，弹尽粮绝，兵败祁连山。危急关头，李先念担负起军事指挥之责，率西路军余部攀越祁连雪峰，穿过安西、敦煌，踏破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大漠，历经47天，途中多次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带领417名西路军将士脱离险境，在陈云的接应下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为此，毛泽东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并派他南下豫鄂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
　　全国解放后，李先念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善于发现问题，调动各方积极因素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通过多种措施稳定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战后经济的重建。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其主政湖北时期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道：“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够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1954年5月，李先念被调往北京出任财政部部长，自此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
　　李先念主动学习，身居高位却能做到不耻下问。在经济工作岗位上，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总方针，遇到重要问题及时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在经贸工作岗位上，他虚心向经验丰富、精通业务的行家学习，采纳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提倡的“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得到毛泽东认可和支持。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全国范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在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受到批判。毛泽东希望借“杞人忧天”的故事提醒他，李先念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解释道:“主席，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泽东一听，觉得情况严峻，坐下来认真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供应的情况，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询问建议。李先念一一作答。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了实际情况，也使毛泽东更加全面了解了李先念。
　　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曾向毛泽东报告，为解燃眉之急，需要进口一批粮食。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同意，后来也证明了这一建议是可实施的、正确的。李先念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了由于抢运到国内43亿斤粮食，避免了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受自然灾害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全国物价高涨之时，李先念决定将18种与民生相关的商品平价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李先念主管经济工作中时刻关注、重视民生，坚持实事求是，以他的付出与努力，交出了令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了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毛泽东还曾称赞他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之一。这是毛泽东对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高度认可。
　　李先念与毛泽东有着在革命年代结成的深厚情谊，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延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毛泽东对于李先念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信任和肯定。在“文革”时期，他虽受到了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与毛泽东微妙的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当他被诬陷为“大叛徒头子”时，毛泽东亲自为其辩护：“李先念的历史我是完全清楚的，他哪一段时间在哪里干什么工作我都知道。”正是毛泽东的保护，李先念在“文革”期间未受到更残酷的迫害，才得以为后来结束“文革”、打倒“四人帮”尽一份力。同样的，李先念对毛泽东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毛主席是我这辈子的导师。”

李先念与邓小平相处的难忘岁月
　　邓小平曾说过：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后，李先念和其他老同志一起积极协助邓小平、陈云领导全党，为调整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并积极推进拨乱反正，落实相关政策。邓小平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概括为两个飞跃，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集体经济。这一思想最早提出时便得到了李先念的赞成。
　　李先念和邓小平、陈云一起，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永续发展，主动退位让贤。与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一起共同战斗的中央高层、老战友相继离世，他们也步入耄耋之年，实现党的领导集体的年轻化、顺利实现新老交替，始终是他们关心的大事。在一次三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李先念与陈云共同商议在党的十三大时退下来，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一退到底，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面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表示“新的上不来，我们党就会老化”，“我们退下来，不仅有利于保持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真正地实行退休制度”。对此，李先念始终和邓小平保持一致态度。最终经过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的研究，两人实现了“半退”，邓小平只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一职，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了表率。
　　李先念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
　　耄耋之年的李先念，在只保留政协主席职务后，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坚决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光发热。其间，李先念曾先后9次就有关治党治国经验与具体事件的看法、建议致信江泽民，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 
　　李先念政治立场坚定，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面对西方反华势力挑起的反华浪潮，他在第二次致江泽民的信中写道：“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机关特别是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队伍的建设，不仅要增加数量，而且要注重政治素质。”他指出：“当前，我们要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一步稳定政治形势，把经济工作切实搞好。”他在第三次致江泽民的信中提出，要深刻认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在第五次致江泽民的信中，他强调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要具体地、充分地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等重大原则和方针”。他对国家政治形势的关心、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关怀，充分体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李先念主管经济工作20余载，退休后持续关心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对国家经济事业建言献策，贡献力量。在第五次致江泽民的信中，他对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给予了肯定，认为“要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这是多年不提了的，我听了非常高兴”；同时针对经济建设中已经存在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提出了建议，指出：“在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出大问题。”其建议的内容涉及财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他认为面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采取谨慎的、逐步解决的方法是正确的，但也应对重点、关键、事关全局的问题一抓到底、彻底解决。
　　李先念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珍视人才、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积极帮助知识分子改善待遇。李先念在第四次给江泽民的信中指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想各种办法逐步加以落实。”在第五次致江泽民信中，他再次提出了“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他为人谦虚谨慎，在给江泽民的信中提建议时，并未带有“必须”的口吻或态度，只是可供参考的建议，如在第六次的信中说道：“我多年不管经济工作了，情况了解得不多，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只供你参考。”这也表现了李先念的宽阔胸襟与豁达的气魄。同时，李先念对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第八次致信江泽民时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时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李先念逝世一周年之际，为其题词“伟大的人民公仆”。2002年在接受采访时，江泽民高度评价李先念，说：“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党性，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顾全大局；胸怀广阔，光明磊落；廉洁勤政，俭朴务实。在任何困苦条件下，他都坚持斗争，忘我工作。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无论是从李先念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贡献来看，还是从他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人的相处来看，他的一生都是值得被肯定的，他的事迹是值得被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