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带领苏北人民共抗黑热病
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艰难岁月里，苏北大地不仅遭受日军的侵略，还面临严重的疫病威胁，黑热病肆虐横行，给当地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新四军在与日伪顽殊死斗争的同时，毅然承担起救治病患、防控疫病的艰巨任务，用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坚定信念，书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
黑热病阴霾笼罩苏北大地
黑热病，是由杜氏利什曼原虫所引起的地方性传染病。它通过白蛉叮咬传播，患者常出现发热腹泻、消瘦贫血、肝脾肿大、腹部隆起等症状，又被称为“痞块病”“大肚子病”，如不及时诊治会导致患者死亡。20世纪30年代，黑热病开始在苏北大地孳生流行。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频繁的“扫荡”与破坏，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卫生环境，使得黑热病流行区域不断扩大。当时苏北地区以农村为主，医疗卫生条件极度落后，缺医少药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因贫穷而走投无路的病人，常采用抽签的办法，争取得到治疗：“十余个病家集合在一起，每家设法拿出旧银币一元，凑满恰够治疗一个病人的医药费用，然后进行抽签，中的人可独得此款，去到城里治病，其余的病人只好抱着绝望的情绪等待死亡的到来。”更有甚者只能求助于巫医“跳大神”，希图祛除疫病。
在贫困、战乱与封建迷信的重重枷锁下，黑热病“流行之盛，传染之酷，区域之广，几如星火之燎原”，甚至造成“一家数病者有之，举家全毙者有之”的惨象。据记载，当时淮阴地区82%的村庄内有黑热病，有的村庄患病者占人口总数的32%，有的户口感染率达83%。黑热病如同恶魔般肆虐苏北大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民众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社会秩序、经济生产遭受重创，人口锐减、民生凋敝，亟待一场“及时雨”来驱散疫病的阴霾。
新四军悬壶济世为民防病治病
1940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的率领下，来到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支人民的军队把为当地民众防病治病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43年春，日伪军对苏北地区的“扫荡”以失败告终，但黑热病疫情日益严峻。此时，三师卫生部仅有包括吴之理部长、章央芬医务主任在内的十余人。卫生部先在阜东小新港设立休养所，后在阜宁县四甲陈村盖起了两排可容纳100多张床位的病房，并设置了传染科。
休养所成立后，前来求医的黑热病患者络绎不绝。为提高救治效率，他们建立了“检查诊断—选药治疗—防止事故”的一体化工作机制。首先对患者进行血常规检查，若球蛋白试验结果为阳性，再做胸骨穿刺进行涂片染色检查，如果查到利什曼小体，即可确诊为黑热病，立刻对该患者使用特效药治疗，绝大多数病人使用三价锑，1-3个疗程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则再使用五价锑。
随着病人数量日益增多，救治点床位很快告罄，且人员密集也加剧了交叉感染的风险。1944 年夏初，三师卫生部果断在附近小庄杨村开办了黑热病专科休养所，并专门开设了为地方群众诊治的门诊，负责人为蔡知廉。休养所医生每人负责10个左右病人的诊疗工作，填写病历、记录病情变化、观察病人用药反应等。由于条件艰苦，没有集中病房，病人一个或几个分散借住在农民家里，每天上午到治疗室接受锑制剂注射后再回住所。医务人员完成基本注射工作之余，需要满村子前往病人住所观察病情或做其他治疗工作，若个别病人注射后出现肿胀疼痛，医务人员也会日夜交叉用冷、热敷来减轻病人痛苦。面对繁重的治疗工作和随时被感染的风险，新四军医务人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无私奉献的精神，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余新恩教授在视察苏北地区黑热病疫情时，专程赶来三师后方医院了解诊疗情况，并感慨道：“苏北黑热病病人有救了！”
与此同时，为提高当地民众对黑热病的认识和防范意识，三师卫生部编写了有关科普教材，内容包括黑热病病原体感染途径、症状、防治办法等。卫生人员深入村庄、田间地头向群众广泛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努力用科学之光驱散无知的阴霾，做到防治结合、标本兼治。
攻坚克难一心守护百姓健康
新四军为苏北人民治疗黑热病面临着重重困难：物资极度匮乏、治疗经验几近空白、敌情环伺险象丛生。当时三师卫生部十余名医务人员同时承担着诊疗与护理的双重重任，化验师仅李启宇一人，药剂师则仅有从上海来的洪振声和吕宗杰两人，药品供应更是捉襟见肘。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新四军攻坚克难，一心守护百姓的生命与健康。
第一道难关便是药品的采购。日伪的封锁使得药品采购极其困难，药材科科长洪振声巧妙周旋于药商之间，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从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采购治疗黑热病必需的药品和手术器械等。供给部部长伍瑞卿还与地方商人通过地下交通线与上海爱国药商建立秘密通道，将药物藏匿于酒坛中，躲过日伪层层检查运抵苏北。
药剂制作是医务人员面临的又一难题。购入的粉剂需要药剂人员制成1%的静脉注射液，洪振声带领部队卫生员，在简陋的草屋内，用最简单的设备自制酒石酸锑钾或钠注射液。他们秉持着近乎苛刻的规范要求，稍有差错必须推翻重做。同时为确保安全、避免副作用，他们坚持“当日配置、当日使用”，并密切关注患者注射后的反应，确保万无一失。由于每天的酒石酸锑钾溶液用量大，且需用大烧瓶配制，使用过程中多次开启瓶口难以避免空气污染，导致患者普遍出现较严重反应。针对这一棘手难题，药房负责人陆忠经过反复试验，利用以酒精做燃料的“本生灯”的灯焰，手工封装成安瓿酒石酸锑钾溶液供病房使用，从而明显减少和减轻了病人注射后的不良反应。
为提高医疗队伍的诊疗水平，章央芬身体力行，每次查房将医务人员带在身边，手把手示范查体、诊疗等临床技术。在三师举办的黑热病防治轮训班上，她将关于黑热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技术悉数传授。鉴于黑热病临床体征之一是脾脏肿大，她尤其重视对医务人员触摸肝脾技术的培养和锻炼，培养的数十名医疗骨干迅速成长为防治工作的中坚力量。在大家的辛勤付出下，短短一年间休养所就治愈地方患者上千名。
治疗之外，新四军对患者的关怀同样无微不至。在患者住院期间，指导员张平作为黑热病康复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安慰、鼓励患者，经常教病人唱革命歌曲，组织各种文娱活动，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患者与疾病作斗争；同样作为康复患者的管理排长邹维钧，不辞辛劳东奔西走购买鸡蛋、蔬菜，还动员工作人员种地、养猪、养鸡等，想方设法改善患者伙食，帮助他们早日康复。
经过新四军广大医务人员的艰苦努力，到1945年底，黑热病在苏北的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曾经被疫病笼罩的苏北大地，重新焕发生机，民众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许多被治愈的患者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新四军的感激之情，有的送来了粮食和鸡蛋，有的帮忙打扫卫生、照顾伤员，军民情谊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愈发深厚。
1992 年，吴之理、章央芬夫妇重返四甲陈村和小庄杨村，村民们闻讯纷纷赶来，当年被救治的老人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热泪盈眶，诉说当年的救命之恩。曾经的患者及其后代，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着对新四军的感激与敬意，这段用生命书写的历史也在口口相传中成为永恒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