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本刊第8期）
李露平潜伏“清乡”区
在北京西路干休所，我住在十二号楼的三楼，二楼住的是李露平、杨辛夫妇。我们常有来往，但是没有深谈。我只知道李露平1938年就从上海到南昌参加新四军，杨辛参加新四军也很早，一直做文艺工作。离休前李露平任前线话剧团编导室主任，杨辛是江苏省文化厅的领导。
1993年冬天，老战友枫亚以新著《三百万颗民族心》 相赠，这是关于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纪实作品。我立即捧读，意外地读到李露平夫妇曾被派往“清乡”区，在腥风血雨的环境中从事情报工作。
枫亚对李露平夫妇的这段经历用了不少笔墨。后来我又听杨辛大姐讲过，可以将他们的故事讲得更详细些。只是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需要先讲讲故事的背景，讲讲反“清乡”这场特殊的严酷的斗争。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日军虽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始终只是占据了城市和交通干道，广大农村仍为我抗日军民所控制。日军急需“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以求更多地掠夺中国的物资实现“以战养战”，以便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他们一再发动的“扫荡”屡遭失败，于是费尽心机，炮制了“清乡”这种更加凶恶的手段。
“清乡”和“扫荡”不同。“扫荡”只是军事行动，“清乡”则是日伪所谓的“综合战力”。1941年7月，日伪首先在苏南东路地区实施“清乡”。第一步是“军事清乡”，通过封锁交通、增设据点，以优势兵力反复搜剿，对新四军和抗日人民进行血腥讨伐。第二步是“政治清乡”，通过编组保甲、组训民团，以强化治安。然后是“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实行统制物资和奴化教育。新四军第六师及其第十八旅起初还是用反“扫荡”的办法应对“清乡”，一度陷于困难的境地，不得不撤离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方式，才不断取得反“清乡”的胜利。
1943年4月，日伪将“清乡”的重点从苏南移向苏中抗日根据地，并以苏中四分区作为第一期“清乡”地区。苏中四分区是苏中第四行政区和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的简称，辖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又称通如海启地区。这里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开辟和坚持的抗日根据地，旅长陶勇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吉洛（即姬鹏飞）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又是中共苏中第四地委书记。他们根据陈毅、粟裕的指示，借鉴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提出以“坚持原地斗争”作为反“清乡”的方针，在日伪开始“清乡”之前，抓紧进行了思想动员、组织准备和军事布置。新四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党政机关实行精简整编，留在“清乡”区坚持内线斗争的地方武装、短枪队、民兵和秘密工作都作了周密安排。
精简整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海门县和启东县合并为海启县。这个县人口稠密，盛产粮棉，是日伪“清乡”的重点地区。这个县东边是黄海，南边是长江，日伪便于封锁，又是斗争最尖锐的地区。为了加强这个县的秘密工作，地委敌军工作部部长程叶文被派来这里，兼任中共海启县委敌军工作部部长。程叶文是朝鲜人，因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受到迫害，1929年流亡到中国，1939年参加新四军。他精通日语，是一位很有对日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
1943年4月的一天，程叶文找到第三旅战地服务团戏剧教员李露平，传达陶勇旅长和吉洛政委的决定，派他和妻子杨辛到海启县南端的三厂镇去，以开烟酒店为掩护，设立情报站。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收集和传递有关日伪的情报。三厂镇驻有日军一个警备大队，还有伪军和“清乡”机构，要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尽快送给单线联系的程叶文。二是和伪军第三十四师建立秘密联系。这个师驻在白蒲、丁堰、马塘一线，师长田铁夫曾委托三厂镇的陈炳宇传话，愿意和新四军暗中合作。
李露平面露难色，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情报工作，怕完不成任务。
程叶文说：“你们不是会演戏吗！这次就是去演小老板和老板娘。”接着又解释说：“在‘清乡’区里，日伪的检查严密，要站住脚很不容易。你们胆大心细，又善于进入角色，是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的同志。”
那时李露平夫妇刚有一个儿子，还抱在手里，杨辛因而感到为难。程叶文却说：“那好啊！把儿子带去。抱着个儿子，更可以掩护身份。”
程叶文还派了两个交通员给李露平夫妇当助手，进出据点传递情报主要由交通员负责。
李露平一行到了三厂镇，按照预先约定的暗号和陈炳宇接上头。陈炳宇又介绍了四个人作为联络关系，分别是张老二、沙学伦、朱洪畴和杨德芳。他让张老二和杨德芳带李露平夫妇去邻近的青龙港开烟酒店。青龙港是日军的重要据点，便于收集情报。交通员黄佑义以李露平的弟弟和烟酒店伙计身份作掩护，和他们住在一起。另一个交通员陈嘉文住在三厂镇的朱洪畴家里，以贩卖豆油为掩护。朱洪畴有伪保长的公开身份，也便于掩护和收集情报。
陈炳宇常去青龙港和李露平联系，把伪军第三十四师的布防情况告诉他，也带去伪军得知的日军情况，还转达这支伪军的要求，希望新四军不要同他们“发生误会”。伪军方面有时还会提出，某据点挨了新四军袭击，被缴去几支步枪，希望把这些枪还给他们，让他们在日军面前可以应付。后来这样的联络多了，陈炳宇告诉李露平，驻在某镇的某营某人，并不甘心当汉奸，可以派人直接和他建立联系。有时，伪军第三十四师配合日军下乡，抓捕了我方人员，李露平也会通过陈炳宇，要求他们释放。
再后来，根据程叶文的指示，李露平让陈炳宇传达新四军对伪军第三十四师的要求：一是不主动下乡骚扰百姓；二是被日军逼着下乡时，不要杀害我方人员和百姓；三是被迫配合日军“清剿”时，可以把枪口抬高一些，避免伤害我方人员和百姓；四是如有我方人员进入驻点，要给予安全保障；五是及时提供日军动向。陈炳宇一一记下这些，告诉了伪军第三十四师副师长范杰，得到了他们的承诺。在苏中四分区参加“清乡”的主要是两支伪军：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四师。稳住了第三十四师，对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很有帮助。李露平这个情报站还根据程叶文的要求，为新四军买过药品，买过报纸杂志，散发过揭露日军“清乡”暴行的传单。
枫亚的书里没有提及李露平夫妇在潜伏期间遇到过什么危险。他们两位也没有说过。可以肯定，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都经历着生死考验。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在离他们不远的南通县十总镇，1943年7月下旬，日军就抓捕了200余人，理由是他们和新四军暗中联系，其中被杀害5人，被活埋53人。
日军的暴行激起抗日军民更加坚决更加英勇的抵抗。日伪在苏中四分区的六个月“清乡”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于是宣称“延期清乡”，接着又是“高度清乡”。折腾到1944年2月，由于兵力不足，转为以“政治清乡”为主。抗日军民乘势反击，内线和外线结合，拔除据点，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地区，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李露平夫妇完成任务，回到新四军，回到了他们热爱的文艺工作岗位。
二楼现在住着李露平、杨辛的长子李杨夫妇。李杨也是那场惊天动地的反“清乡”斗争的亲历者，可惜他那时太小，完全没有记忆。
张锐毕生学聂耳
我们十二号楼的一楼，住过张锐和俞频夫妇。他们也是新四军的文艺工作者。离休前，张锐任前线歌剧团团长，俞频是前线歌剧团编导室副主任。
张锐是云南昆明人。他曾经动情地对我说过：“聂耳也是我们云南人，也是在昆明出生，在昆明上学，在昆明开始音乐活动。我仰慕聂耳，学习聂耳。我虽然不能达到聂耳那样的成就，但我会一辈子以聂耳为榜样，努力向他走近。”
我对音乐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我和张锐同在华东军区和南京军区工作多年，知道他是很有成就的作曲家。他写过不少军旅歌曲，是电影《二泉映月》 的曲作者。歌剧《红霞》 也是由他作曲。我记得1959年10月德国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南京访问演出，请他们看过歌剧《红霞》。德国友人听不懂唱词，但是对音乐内行。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对这部歌剧的乐曲说了许多赞美的话。后来《红霞》 还被搬上了银幕。据说这是最早拍摄成彩色电影的歌剧。
1985年10月，我在香港《文汇报》 上读到张锐的文章《光照后人行》。他在这篇纪念曹维廉的文章中说，他很小就跟父亲学琴，十一二岁时已能拉京胡为京剧伴奏。那时昆明有一些银行的高级职员爱好京剧，常常聚在一起唱戏，并把张锐拉去伴奏。张锐对拉琴有兴趣，又能得到报酬，差点就辍学当琴师了。幸而有两个人影响了他，促使他改变了人生的道路。一个是他的母亲。母亲坚持要他继续上学，还变卖首饰为他提供学费。另一个就是曹维廉。曹维廉那时是欧亚航空公司的无线电机务员，爱好音乐，喜欢唱歌。1936年他在上海就参加了冼星海、吕骥、孟波组织的进步歌咏活动，在他们帮助下学会了指挥合唱，作词谱曲。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曹维廉随欧亚航空公司迁到昆明，很快就成为昆明抗日救亡宣传的积极分子、业余歌咏活动的组织者。张锐和曹维廉结识以后，被他带进一片新天地，学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松花江上》 《大刀进行曲》 等抗日歌曲，知道了聂耳，知道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曹维廉还鼓励张锐学习作曲。1938年，曹维廉去皖南参加新四军，没有动员张锐同行，而是建议他去重庆进音乐学院深造。
后来我参与编撰新四军史，有机会读到许多新四军史料，又知道张锐在1945年5月经上海到苏中，参加了新四军。他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敌后的战斗生活，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活动。那时新四军、八路军正在积极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张锐作词和作曲创作了《保卫我们伟大的胜利》。歌中唱道：“我们要保卫抗战最后的胜利，让胜利从乡村到城镇”，“给毁灭者以毁灭的打击”。不久日本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但国民党却调兵遣将，争夺胜利果实。张锐又作词作曲，创作了《武装保卫解放区》，号召抗日军民“要武装保卫解放区，保卫自由民主的堡垒”。他还给吴强的诗《老战士》 谱曲，成了男声独唱歌曲。
张锐是作曲家，又是二胡演奏家，而且二胡演奏家的名声似乎更为人们所熟知。他演奏二胡风格独特，用弦饱满，极具激情。他有二胡独奏曲集《雨花拾谱》 等出版。他还热心传授技艺。我作为近邻，多次看到有艺术院校的师生来向他请教。
张锐离休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拉琴。他通常在午餐以后拉一会儿琴，时间不长，然后在午睡以后继续拉琴。偶尔他会陶醉于琴声中，忘记午睡，一曲又一曲地一直拉到下午。琴声虽然美妙，毕竟打扰了邻居们的午休。到了傍晚，俞频会来向邻居们登门致歉。我估计这是俞频自作主张。张锐演奏二胡总是被人们倾听，他大概想不到需要道歉。
张锐的女儿张卓娅也是作曲家和二胡演奏家，原在总政治部歌舞团工作。有一年，张锐夫妇去北京女儿家过春节，正好歌舞团在筹办新春文艺晚会。歌舞团热情邀请张锐表演一个节目。那晚他和张卓娅的父女二胡合奏大受欢迎，掌声雷动。晚会结束时，演员照例谢幕。歌舞团尊重老艺术家，请张锐站在前排正中。接着是观看演出的主要领导人登台和演员们握手致谢并合影。于是有了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在张锐的右边站着江泽民，左边站着胡锦涛。
张锐很高兴。他可能认为，在北京，有更多的机会将他的琴声继续献给听众。于是他决定从南京迁住北京。只是张锐已经高龄，人们怎么能一再烦劳这位耄耋老人？在北京住了一段日子，张锐后来还是迁回南京，并在南京终老，享年96岁。
如果把人生比作演出，那么，无论多么精彩的演出，无论观众多么热情地鼓掌和喝彩，最后总是要谢幕的。大幕缓缓落下了。用不着遗憾，还会有一代又一代新人登台，演出新的更加精彩的节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