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85周年
1940年7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成立，即决定东进黄桥，以黄桥为中心向苏北地区南面沿江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发展。这次东进意义重大，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整个战略全局，因此被称为“黄桥决战”。有了这次东进，才有大黄桥根据地的开辟，才有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会师。
首先，黄桥决战的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早就确定的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方针的胜利。1938年5月4日，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为此，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到皖南，明确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在淮南路西与张云逸会合，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大别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就由关系到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上升到关系我党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
第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是由苏北地区特定的战略地位决定的。苏北地区有2000多万人口，是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也是连接我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权；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之后，在陈毅的领导下，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形成了我军脚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为了向东作战，1939年5月，陈毅指挥叶飞率第1支队第6团以“江抗”第二路名义，从茅山地区东进苏南锡澄公路以东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一直打到上海近郊的虹桥机场。这一东进行动意义特殊：一是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心脏地区无锡和上海近郊打击了敌人，二是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振奋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精神，三是达到了人、枪、款大发展的要求，四是突破了国民党为新四军“画地为牢”的框框。
1940年7月上旬，新四军挺进纵队取得郭村战斗胜利，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式成立。苏北指挥部在成功争取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配合下，所属部队于7月下旬从郭村地区东进黄桥。
第三，以黄桥为中心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的最佳选择。关于这个问题，在苏北指挥部曾经有过三种议论：一是北进兴化，二是扼守原地，三是东进黄桥。陈毅、粟裕权衡利弊后认为：兴化是水网地区，不利于大兵团运动；扼守原地，空间狭窄，向外发展势必与“二李”发生冲突，不利于联李孤韩；而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东可以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南可以控制长江通道，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威胁日军和切断韩德勤与冷欣的联系。占据黄桥的韩德勤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日伪，积极反共，苛捐杂税，久失人心，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击。况且，黄桥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是我红14军的革命策源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好、影响深，抗战以来，已恢复了地方党的组织。东进黄桥，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组织上有依。为此，苏北指挥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东进黄桥。1940年7月25日，我军挥戈东进，远道奔袭，直捣黄桥。途中连续击溃陈泰运部两个团，歼灭何克谦部主力近2000人，于29日解放了黄桥。战后又有何克谦部的两个团，由陈宗保等率领起义。
黄桥解放后，新四军一面休整待机，一面派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泰兴、靖江、如皋等5个县的政权，发展地方武装、群众抗日团体和地方党组织，并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减租减息等改善人民生活与健全根据地的各项法令。以一个又一个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解决了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抗日与反顽、游击战与运动战、打仗与建设、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建设主力部队与发展群众武装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实践证明：新四军东进之路，是胜利之路、发展之路。只有东进，才能发挥游击战的优势，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战的前线，并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只有东进，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抗战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第四，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营造“众星拱北，万流归东”的抗日态势。黄桥战役的胜利是军事政治的双重胜利，是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说：“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1939年秋，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在认真分析了苏北敌我顽友力量对比和错综复杂的多角斗争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战略方针。“击敌”是抗日战争的根本任务，“联李”是争取苏北中间势力，“孤韩”是孤立反共顽固派。陈毅从苏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对三个方面的工作紧紧抓住不放：一是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揭露韩德勤拥兵自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从政治上孤立韩德勤；二是争取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等人中立，从军事上削弱韩德勤；三是争取海安韩国钧、黄桥朱履先等中上层人士倾向我军，壮大抗日、孤韩的进步力量。在他看来，“联李”才能“孤韩”，实现“联李”“孤韩”，才能完成“击敌”大业。
陈毅、粟裕等结合苏北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不仅成功地使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在我与韩顽较量和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而且圆满地争取了韩国钧、朱履先为代表的上层民主人士，团结了广大群众，在政治上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韩顽，为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黄桥战役胜利后，中央专门向全军批转了陈毅苏北统战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陈毅是一位“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广泛的创造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得人心的天平发生了彻底倾斜，支持共产党和新四军抗日出现了一种“众星拱北、万流归东、一路葵花向日倾”的态势。
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黄桥决战的胜利，使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两支革命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会师，拧成一股绳，协力完成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既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又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黄桥决战的胜利，使气势汹汹的韩德勤最终丧失了向我军进攻的能力，我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在苏北取得了实际的抗战领导地位。黄桥决战的胜利，解决了我军抗日的后方问题，由于我们赢得了许多战略要点和广阔地区，可以在苏北生根开花，建立起比较巩固的后方，从而能够有依托地放手在华中进行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