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然挺立寒空里”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开国少将周文在，在上世纪80年代曾赋《腊梅》诗明志：“不耐纷华不耐器，偏于冷淡见风际。昂然挺立寒空里，铁骨冰姿亦足骄。”他嘱我抄录保存。在周老1994年辞世后，我常吟读将军遗存的百余首诗，这首《腊梅》是最喜欢的一首。在吟诵中敬慕将军赞颂腊梅“挺立寒空”“铁骨冰姿”的情怀，追忆他青年时代独闯沪上投身革命、又从沪上奔赴抗日战场的一幕幕往事，思绪绵绵。

义愤填膺 投身五卅运动

周文在（1906—1994）出生在常熟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周鼎是位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早年参加同盟会，抗战时期曾任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苏州县副县长。周文在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进入小学后又接受进步思想教育，与同学奔走于街头和广场，加入宣传抵制日货的活动。1920年，14岁的周文在前往太仓就读县立第四中学。几年下来，周文在对这所学校的旧式教育很不满意。有人相告：沪上有座国共合作联办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党的干部的摇篮，多位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等都到校内上过课，深受师生的欢迎。周文在听后，萌动了去上海大学读书的强烈愿望。因学历原因，他先报考了上海大学附中，1925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在上大附中，周文在常常去大学部聆听瞿秋白担任主任的社会学系的课程，又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 《新青年》 《中国青年》 等进步刊物，思想豁然开朗，开始领悟了国家为何贫穷落后和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激发了改造不合理社会、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责任感。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并打伤了多名工人，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宣传和发动下，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五卅运动”。上海的各所大学和部分中学师生纷纷罢课，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游行。周文在迅速赶到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同文书院和复旦中学，联络这几所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开展声援斗争。上海大学在这次活动中出动了400余人，组成了38个每组10人的演讲战斗小组。当各路学生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南京路时，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传单飘舞如雪花。学生们向市民揭露顾正红烈士被害真相，声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为维护民族尊严而英勇斗争。

中午时分，周文在带领上大附中的同学从北京路来到南京路，挤进人群散发传单和标语。当他发完了手头传单、正从交通队的一个同学手中接过一批传单时，突然被一个身高力大的英国“三道头”巡捕蛮横揪住。他一路上拼命挣扎，愤怒地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作为上大附中唯一被捕的学生，在与大学生一起被关押的日子里，他与巡捕当局辩论说理，表现了年少无畏的抗争精神。之后，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以周文在所谓的“暴动罪”，作出了交5元保证金、听候下次开庭传讯的处理。6月2日，上海大学派出教务长韩觉民到捕房要求保释，周文在才得以出狱。

192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浙江慈溪籍的同学王心恒特地找到周文在，一起来到中共地下党员、国文教员周天缪老师的宿舍。周天缪老师郑重介绍周文在加入了共产党。周文在晚年回忆时感慨地说：“我在上大附中读书的时间虽短，但参加了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可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和起点。”

1926年寒假，周文在回到常熟家中。这时共青团上海闸北地区部委书记曾培洪（即中共特科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外贸部部长的李强）恰好也回到了常熟。他奉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派遣，回常熟建立党的组织。曾培洪与周文在接上了关系后，经商议，于1926年2月11日，由2名党员、2名团员成立了常熟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曾培洪担任书记。不久，周文在和曾培洪相继离开了常熟。

历经磨练 辗转地下工作

周文在寒假后从常熟回到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引翔港担任部委宣传委员，从事工人运动。谁知开展工作伊始，宣传组有位同志外出张贴传单时被捕，牵连到周文在也被租界当局抓捕，关进提篮桥监狱。这是周文在第二次被逮捕。敌人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并供出同党。周文在守口如瓶，决不招供。恼羞成怒的审讯人员，多次残酷折磨周文在。他被打得口吐鲜血，后被会审公堂秘密关押半个多月。

出狱后，周文在得到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招生的信息，毅然前往报考并于1926年夏被录取，被编入了黄埔第六期。周文在在黄埔军校不过半年多时间，因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也随之开始清党。周文在深感处境险恶，就悄悄离开广州，辗转回到家乡常熟。

同年5月，周文在与常熟的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进了常熟《民国日报》社做编辑。6月初，远在武汉的曾培洪要周文在速去武汉与他会合，并派他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教导团二营一连担任指导员。接着，周文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8月底，他随主力部队南征攻打会昌城，参加潮州战斗。在激烈的巷战中，周文在被俘，在火车站关押了两天后被释放，一路艰苦跋涉再次回到常熟，不久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29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周文在多年在沪上开展地下工作的经历，又安排他到上海群治大学，担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边读书，边筹建学生会，组织学生开展革命活动。10月下旬，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活动，根据上级的布置，发动学生上街张贴标语。当周文在带领同学前往曹家渡一带张贴标语时，被巡捕逮捕。这是周文在第三次被捕。这次是以“煽动他人犯罪”的罪名，被判处三个月徒刑。

1935年冬季，因日本策划“华北自治”，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周文在刑满释放后，就在父亲创办的徐家湾三角街汇阳小学教书。他以教师的身份，发起组织“小学教师救亡筹委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结果被敌人发觉后逮捕，被判处三年半徒刑。这是周文在第四次被敌人逮捕。因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周文在不久被释放。

千里找党 改造民间武装

1938年春，周文在从沦陷的南京回到上海，被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的陈震寰获悉。原来，陈震寰在抗战开始后，怀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在常熟东乡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急需政治干部，于是找到周文在诚相邀请。周文在欣然答应。

其时，陈震寰部队已被国民党“琴嘉太昆青松”六县游击司令熊剑东收编为第六梯团。第六梯团的成员相当复杂，上层头目基本上都是反动官僚。熊剑东曾任蒋介石的交警纵队长，后投敌当了汉奸，大队干部相当部分是流氓土匪和帮会人物，陈震寰实际上已被这些人所架空。四围乡间的百姓对这支部队全无好感。周文在心想，这支部队必须要有党的领导，严格整顿、彻底改造、提高素质后，才能真正成为抗日的部队。可是现在常熟党组织已遭破坏，自己在被捕后又失去了党的关系，无法解决这个燃眉之急。陈震寰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当即与周文在商量救急办法。两人商量决定：由周文在赴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的组织，请求委派干部来领导这支部队。

周文在悄然离开部队，从上海坐船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到达广州。当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听了周文在的汇报后，颇感为难地说：“你反映的苏南抗日情况很好，可是要求派干部，我这里却是鞭长莫及呀！”廖承志思索片刻说：“这样吧，我介绍你到武汉找叶剑英同志。他是抓武装的，也管你们那一带。你去时我给他发个电报。”说完，廖承志挥毫为周文在写了介绍信。

周文在随即乘火车离开广州前往武汉。路上遇滂沱大雨，路基损毁，又遇日本飞机轰炸扫射，火车躲躲藏藏、开开停停，1100多公里的路程，整整行驶了10天。

周文在急促赶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第二天，叶剑英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他。面对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文在详细汇报了苏南地区敌后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各类武装的情况，迫切要求党派干部加强领导苏南东路武装。叶剑英仔细听完汇报，非常兴奋地说：“你来得太好了。苏南来的人不多，刚才你谈的情况，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请你再把它详尽地写出来交给我，好吗？”

周文在回到旅馆，即把向叶剑英汇报的情况写成了书面材料，还画了一张苏南各地武装部队分布草图，然后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看到材料后，再次接见了周文在。叶剑英说：“你所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你真是干了件大事。今后新四军要东进作战，你们的战略方向也要向东，就是要密切注意东面。至于要求委派干部的问题，待延安抗大分配来人时，派几个到你们那里去。”临别时，叶剑英叮嘱他说：“你回去先到上海，我即发电报去，到时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

周文在赶回上海，按叶剑英交待的联络暗号，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一家私人医院，接上了组织关系。来者不是别人，恰好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同乡、时任中共东路特委委员兼常熟县委书记的李建模。周文在接上组织关系后，立即赶回常熟。这时，陈震寰所部已被控制在熊剑东手中。周文在与陈震寰一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让多数人认清了熊剑东等人的真面目，正准备反戈一击时，部队却遭到日军的重兵“扫荡”而被打垮了。就在这紧急关头，周文在挺身而出，收拢整顿溃散人员，带领大家跳出包围圈。在中共常熟县委领导和常熟“民抗”的帮助下，充实进一批经过训练的抗日自卫队员和上海输送的学生、店员、工人，形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新“六梯团”。

1939年5月，叶飞率新四军一支队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二路名义东进到达常熟，周文在率新“六梯团”与“江抗”会师，随后与主力部队东进青浦、昆山地区，部队被改编为“江抗”二路第三支队，周文在任副支队长，负责政治工作。接着，部队撤到江阴以西进行整编，“江抗”二路第三支队改编为“江抗”第一团第三营，周文在任政治教导员。同年冬，部队渡江到苏北开辟新的游击区，周文在奉调李明扬领导的鲁苏皖游击指挥部二纵队五支队任支队长，后调往三纵队八支队做秘密工作。在八支队起义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八团后，周文在任团政治处主任。他还担任过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副营长，挺纵第七团政治处主任，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第七团政治处主任，参加郭村、黄桥等战役。1941年3月起，他历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供给部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周文在历任苏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第十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北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苏中、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1950年冬，周文在随部队南下福建，先后任第10兵团干部管理部部长，福州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他1976年9月27日离休后定居苏州，1994年4月10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