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密使 长滆女杰

1936年秋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员、以国立上海医学院解剖室职员身份为掩护的林平（原名王书圣，浙江平阳人），带着一位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看起来十六七岁模样的乡下姑娘，来见中共上海特科干部潘子康。只见姑娘从衣服夹层里抽出一叠纸，说：“这是要交给上级的密件……”

这位乡下姑娘，就是林心平（原名林秋侠，当时化名梁玉）。她1919年出生于浙江平阳，20世纪40年代初任金坛（长滆）县文教科长期间，因工作突出，被群众称赞为“长滆女杰”。这次作为浙南红军的一名游击队员，她从浙南平阳县腾蛟乡出发，把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给党中央的报告送来上海。

瘦小姑娘担负重任

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之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就成为在南方革命的战略支柱力量。1935年1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中央军区转来中共中央电令，命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编者注：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中从江西东北怀玉山突围出来并已回到闽浙赣“苏区”的部队，立即组成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该师的任务，是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然而，当红军挺进师东进至福建时，不幸于4月20日在寿宁县上村一带遭国民党军闽保二团的夜袭，仅剩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了，导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只能在闽浙边地区独立开展游击战。粟裕后来回忆：“……我们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在电台被打掉后已失去联系，我们并不知道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于革命已转入低潮，留在南方坚持的游击队应取何种方针，认识并不十分明确……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

在浙江这个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突然出现了一支红军正规部队，让蒋介石如芒刺在背。蒋介石派出重兵“围剿”，因此，红军挺进师经常要面临兵力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失去了中央的战略指挥，又得不到兄弟红军的协同配合，他们常常难以作出准确的行动方针和战略决策。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临时省军区的高层领导之间，也常就一些重大战略和方向问题产生分歧，影响了他们在闽浙赣地区发动群众、反“围剿”等工作或战斗的效果。

另外，当时中共中央的全局战略已从之前的“土地革命”，转为呼吁“枪口一致对外”、准备抗日战争。活动于浙南（包括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的福鼎县委和鼎平中心县委）的革命力量如果得不到党中央的直接指挥，就承担不好相应的战略任务。因此，红军挺进师能否与中央恢复联系，是事关东南战略大局的紧要问题。在浙南革命史上，是林心平排除万难，完成了恢复两者间联系的重大使命。

林心平承担这一重大使命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一直在寻找上级党组织的浙南地下党，通过在上海的浙南老乡杜贤宏、林平，在1936年7月寻找到中共上海特科（即中共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的关系。杨进（原名林怡，浙江平阳人，林心平的胞兄）从上海把特科托他携带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等重要文件带回浙南，并传达给了活动于浙南的红军挺进师。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半之久的挺进师领导人刘英、粟裕立即决定写工作汇报，请浙南地下党派可靠之人，将它们送至中共上海特科后，再转给陕北的党中央。

浙南地下党领导层商量后，一致决定让女游击队员林心平（化名梁玉）担此重任，理由是：第一，林心平是个瘦小女孩，又用的是化名，不显眼；第二，林性格坚强，经历过敌人狱中考验；第三，林有胆识，应对意外时比较机智。而这位当时未满17岁、从未踏出过平阳县的姑娘不负众望，将省委报告缝入衣襟后独闯上海，历经艰险，出色完成了任务，使挺进师重新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林心平完成这一使命，对于浙南革命的重要意义，正如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常委、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1934年7月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中央的文件我们没有看见过，1935年2月间从闽浙赣苏区出来后连中央的简报、电报也没有看到了，这次我们得到的几份中央文献，不但内容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及时地指导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得到这些文献如获至宝，省委正在开扩大会议，这几个中央文件正好成了省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方针……从此闽浙边临时省委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与中央派在上海的负责人冯雪峰同志联系上了……总之，从1936年春夏之间到当年11月的半年多时间里，是我们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以来环境最好、发展最顺利的时期。”

从中央特科到“上海八办”

林心平要把密件送达的上海党组织，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重新恢复起来的上海特科。当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从瓦窑堡秘密到上海，陆续联系到自前一年秋原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所有组织被“中统”破坏后，隐蔽下来的原特科成员徐强（化名老金）、高原、潘子康等“星火余脉”。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先将特科的情报系统和交通站功能恢复起来。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代表上海办事处，地址设于爱文义路爱文坊28号（今北京西路1312弄28号），任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上海特科归该办事处领导。林心平送到的刘英的工作汇报，正是由特科传递给该办事处后，报送陕北党中央的。

特科负责人见林心平勇敢机敏、年轻可造，又有从《浙瓯日报》 （国民党《温州日报》）平阳通讯中的了解，以及杨进第二次来特科带来的《浙江红军工作报告》 （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中浙南地下党的推荐，遂按照原定计划（指9月下旬特科确定要浙南的吴毓、林心平两人到上海培训的计划），立即安排她进入特科培训。她在工作上与从事情报业务的季刚（老米）单线联系，在生活上与参加过海陆丰暴动的老党员赵壁华及赵的爱人陈洁住在一起。1936年11月，由季刚作为介绍人，刚满17岁的林心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特科原先计划将林心平送往陕北培训，后因故改在上海受训。对她的训练采取一对一方式，科目包括军事知识、群众工作等，集体大课则由特科干部徐强、高原、何克希等轮流讲授。近3个月训练结束后，林心平奉调到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中央文库（中共中央档案库），在早期老党员、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领导下，做内勤工作，协助当时的中央文库具体保管人李云（徐强的夫人）管理和整理中央档案。被允许接触到中共历史上第一座地下文档库，说明她已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信任。

之后，林心平又被调到特科通讯交通科（当时称交通站）工作。她搬到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舆仁里2号，与哥哥杨进（原名林怡）等数位同志一起担负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与党中央的通讯联络工作，以及党中央重要人员来沪或在沪外出工作时的掩护、安保等任务。

林心平赴特科交通站报到时，适逢杨进执行任务（护送中共方面常务谈判代表、与国民政府高层就国共合作若干具体项目进行谈判的潘汉年返沪）刚回来。因为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西湖举行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高层会谈（潘汉年、张冲为双方主要助手）、议定了主要问题后，潘汉年要对谈定的若干项目做出落实。潘汉年回到上海，先面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谈中共红军改编的经费问题；又赴南京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党部组织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谈国共两党政治合作等“西湖谈判”后续事宜。这些中共领导赴约或与国民党要员谈判，皆由上海中央特科交通站派干部护送，以保安全。

林心平工作细致，严格遵守特科纪律和规章，对组织交给的任务都能勇敢、机智地完成，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信赖。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梁”（她公开使用的是化名梁玉）。

七七事变后，林心平于1937年8月下旬被选调到刚刚成立的，由李克农、潘汉年先后任主任，刘少文任秘书长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简称“上海八办”，驻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 担任机要秘书。原中共中央代表上海办事处并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中央特科也随之归“上海八办”领导。这一阶段，林心平紧密参与了“上海八办”的统一战线、宣传动员、物资支援、情报联络等任务的相关工作。

“上海八办”发展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协调江南各地各种武装共同抗日；联合宋庆龄和沈钧儒等在上海的各界、各阶层知名人士，建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与上海22个抗日团体协会和办事处建立了联系；宣传《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动员出版《内地通讯》 《民族公论》 《文献》 等期刊及多种抗日刊物，扩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和主张的宣传窗口；采办、筹运八路军和新四军急需的物资，如争取到从荷兰进口的1000套防毒面具（由杜月笙通过上海抗敌后援会捐赠）等物资支持；保持情报搜集和联络，根据党中央指示，向国民党呼吁“以抗战大局为重”，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我党同志、爱国民主人士，或设法营救他们，并做好出狱人士的安置等工作。

林心平因工作认真、勤奋、高效，得到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等领导的赞扬，被他们称赞是“胆大心细、机智灵敏、工作认真，不知疲劳的好同志”。

八一三事变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关注到一旦上海失陷，宋庆龄、沈钧儒等在沪各界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如何安全撤离的问题，因而多次给潘汉年（李克农已于当年9月中旬赴“南京八办”）发来指示，要求潘一定要对此事妥善安排。“上海八办”也从1937年10月间便开始启动这些人士撤离的准备工作。潘汉年和刘少文等对撤离对象、撤退秩序、交通工具选择、陪送人选等问题，都仔细斟酌、精心安排。林心平被选定为宋庆龄在沪期间或撤离上海时的贴身保卫人员之一。

由于宋庆龄一直为其担任主席的几个民间抗日协作组织的事务操心，如“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后续工作衔接，“保卫中国同盟”的发起组织工作等，故迟迟动不了身。1937年10月底，林心平接到组织命令：即刻交接工作离沪，赴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宋庆龄则是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毛泽东、周恩来再三电令“上海八办”，指示潘汉年催促并妥善安排，于12月23日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中共联络员李云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轮离开上海赴香港。（待续）

（作者系中共温州党史学会、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林心平烈士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