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清：小脚走出革命路

我的祖母许正清（1903-1985）本姓张，出生在江苏泰州大石坝张家庄一个贫苦农家。20岁那年，她嫁到口岸镇的许家，被邻里称为“许张氏”“虎儿妈妈”。祖父母共生育了5个子女，我父亲是小儿子。

1940年，日军侵占口岸镇。祖父做工的轮船在汉口被日寇炸沉，祖父虽侥幸逃回家，但没了工作。更不幸的是，1943年，在上海当学徒的大伯因患重病，被厂方辞退，不得不回家养病。1945年，我父亲经地下党组织介绍离家、去苏中公学学习后，祖父又患上了心脏病。祖母靠种家里的一亩多薄田和打零工，维持全家生计。

1949年春天，口岸镇解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祖母这个曾经连名字都没有、不识字还裹着小脚的普通农妇，竟然成了当地活跃的革命工作者：她出入政府机关，与干部们商讨工作；以军属、农民和妇女代表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有时甚至坐在主席台；1958年和1963年，她都当选江苏省人大代表，赴南京参政。祖母有了自己的姓名——许正清，大家则亲切地喊她“许奶奶”。

直到这时，祖母早就与地下党有联系、解放前就秘密为党工作的经历，才逐渐为人所知。

知党恩心向革命

1945年父亲离家后不久，一位姓吉的地下工作者来到祖母家，告知祖父母我父亲平安的消息。之后，这位吉同志常来送粮食、柴草和经济补助，说是“民主政府对军属的照顾”。这些帮助如雪中送炭，让祖母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54年，我父亲在南京拜访了曾在口岸区工作过的沈战堤同志。沈战堤告诉他，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加强口岸地区的情报工作，党组织经过慎重考察，决定吸收你母亲为地下交通员；考虑到你家的困难，组织还特地提供医疗和经济援助，为你父亲和大哥治病。1947年祖父和大伯相继病逝时，也是地下党出资帮助办的后事，后又逐步帮家里偿还了债务。

缺陷反倒成特长

祖母不识字、年纪大，还裹着小脚，在一般人看来，从事地下工作有明显“缺陷”。但祖母认为自己对口岸镇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上面这些情况又让她不易引起敌人怀疑，反而是自己特有的“优势”。

她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和接送人员。情报通常要送到灯湾、戚家庄，最远要到戴家集。人员的接送大多是在龙窝码头：江南来的同志乘轮船到达后，由祖母将他们接到交通旅社或李厨房饭店接头，再把他们安全送出口岸哨卡。

祖母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惊人，传送情报从未出错。每次任务的要求，她都牢牢记在脑海中。

母子相遇告真情

父亲离家后，再次见到祖母，是在1946年9月。当时，父亲所在的部队——泰兴县团驻扎在黄桥北三里庄。9月11日下午，祖母突然出现在驻地，让父亲又惊又喜。祖母一路跋涉，风尘仆仆。更让父亲心疼的是，当他解开祖母的裹脚布时，祖母那双小脚上满是水泡，有的还渗出了血。

父亲不知道，祖母是接到紧急任务，冒险来送情报的。因为敌情突变，原定的接头地点改变。她几经周折才找到部队，匆匆见过儿子一面后，又立即踏上了归途。

1949年3月，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第29军南下驻防如皋，准备渡江。祖母得知消息后，叫姨爷爷用独轮车推着，辗转找到父亲所在的部队。看到以为已经牺牲了的儿子，祖母热泪盈眶。那次，她才第一次告诉我父亲：“我也参加了革命，是地下交通员。以前必须保密，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紧急关头显胆识

祖母在1947年1月执行的一次任务，尤其惊险。那天傍晚，祖母将情报送到樊家堡区队后，区队副因不熟悉地形，特意请她担任向导。深夜，祖母领着县团和区队的战士，悄悄摸到口岸镇东边的沈家岱，突袭了驻扎在那里的敌集成乡自卫队。

沈家岱离敌省保安大队驻地大殿寺很近，那次行动可以说是虎口拔牙。战斗胜利后，祖母才绕道返回家中。第二天，镇上到处都在议论我军夜袭敌人的事。

1948年5月，我军准备全面进攻泰口线的敌据点。口岸镇地下党的任务异常繁重，需要不断送出敌军布防情报。敌人加强了盘查，对行人严加审查。为了及时送出情报，祖母经常要避开大道，从麦田里爬行通过封锁线。

祖母最难忘的一次送情报，是5月25日下午她得到当晚敌军的口令后，就立即送给我军攻击部队。在攻打大殿寺敌营部时，营教导员叶明章特意请祖母带路，并派专人保护她的安全。在祖母的带领下，我军顺利通过薛家院，先靠应答口令迷惑住敌军，随后一举突入大殿寺西北角的预定阵地，解决了这股敌人。

两次巧运敌枪弹

祖母最引以为傲的，是两次从敌人手中买到枪支弹药并安全运出的事。

当时，敌口岸区保安队长刘季芳有个军中夫人名叫爱珍，喜欢打扮，爱打麻将。为了满足爱珍的挥霍，刘季芳常通过黑市变卖枪支弹药换钱。祖母通过爱珍的关系，用金条购买到短枪，然后把枪放在竹筐里，让我时年仅8岁的姑姑提着跟在自己身后，混出哨卡。

还有一次，祖母把从敌人手里买到的子弹用油布包好，放在泔水桶中，由舅公挑着，自己扛把锄头，装成要下地干活，大大方方地通过了敌人检查。事后，舅公才知道桶里装的是子弹，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私运武器一旦被敌人发现，可是要杀头的！

党员身份迟来到

虽然祖母1945年底就开始为党工作，但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一直没能入党。直到解放后，她才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3年，当时在解放军沈阳通信学院的父亲收到一封特别的家书。在信中，祖母兴奋地告诉他，自己终于入党了！信的开头，祖母对我父亲的称呼是“维儿同志”，落款是“妈妈同志”。这样革命化的家书，让父亲所在的政治部的同志们都感到新奇。“妈妈同志”的叫法，也在他的战友间被传为美谈。

从“虎儿妈妈”到“许奶奶”再到“妈妈同志”，每个称呼的背后，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祖母用一双小脚，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革命道路；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家庭和革命的双重重担。她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全家！